1953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却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

1953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却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马寅初，彼时已年过七旬，是新中国屈指可数的经济学大家之一，他留学美国归来，精于经济与人口研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也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智囊之一，1950年代初，他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时，逐渐察觉一个被忽视的巨大隐患：人口增长过快。   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百废待兴，但人口却在迅速增长，1949年，全国人口超过5亿，几乎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每年新增的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总量，当时的社会还处于农业主导阶段，机械化水平低，粮食产出有限，住房、医疗、教育体系也尚未成熟，马寅初计算后得出：如果持续放任人口增长，几十年后中国将面临沉重的人口负担，甚至可能威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他开始深入调研，尤其关注城市工人和农村家庭的生育情况，在上海，他发现许多纺织女工平均要生五到六个孩子，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专注工作；在农村，孩子成群结队，家庭经济却捉襟见肘，母亲们疲于奔命，却也无奈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马寅初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中国将无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他提出，必须从政策层面引导人口控制，比如鼓励晚婚晚育，限制生育数量，并主张通过有计划的方式调节人口增长节奏，他将这些观点整理成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在学术界和政策圈内引起不小的波澜。   然而，这套看似合理的逻辑，却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的工业化方兴未艾，经济建设急需大量劳动力，毛泽东当时提出“人多好办事”的口号，将人口视作国家发展的核心资本，在他看来，庞大的人口是未来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支撑国家安全、发展和独立的重要力量。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更倾向于利用人口红利推动“超英赶美”的计划，那时，全国各地大搞建设，156项重点工程铺开，工厂矿山遍地开花，技术虽可引进，但真正能操作机器、搬运材料的工人却必须由人来承担，没有足够的人口储备，工业化将寸步难行。   这就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一边是马寅初用科学模型推演资源与经济的极限，认为不控制人口将带来灾难；另一边是毛泽东用现实经验和大国战略判断，坚信人多是优势，是力量，这场博弈，最终以马寅初的建议被否决而告一段落。   1957年，马寅初不甘心放弃，又在《新人口论》中公开表达他的观点，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引发一场学术以外的风波，他的理论被批为“反动”，甚至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北大校长一职也因此无法继续担任，他被边缘化，退出了主流学术舞台。   而历史的车轮并未因此停止，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口仍在快速增长，1970年，全国人口突破8亿，比1953年增长了将近3亿，这期间虽然粮食产量有所上升，工业基础逐渐夯实，但公共资源的紧张问题也日益凸显，城市住房短缺、教育资源紧张、医疗体系负担沉重，开始逐渐显现出马寅初心中担忧的影子。   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口问题，在经济发展逐渐稳定，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之后，过去“人多力量大”的思维开始受到挑战，试点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悄然启动，逐步为后来的全面政策铺路，1978年，计划生育被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政策全面推行，此时，整个国家终于开始面对那场几十年前就被提出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