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黄克诚迎娶23岁的女学生唐棣华，结婚前，黄克诚对她说：“你不能因为男女平等就让我迁就你，我的岗位比你重要！” 1941年春，苏北阜宁，战火正紧，黄克诚作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日夜奔波，统筹调度抗战事务，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和一位山东籍的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亲友、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一间临时搭建的简陋屋子里，告诉几位战友：“我们结婚了，” 结婚这件事，在战时其实显得格外微小，更特别的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平常夫妻的甜蜜，他们之间立下了明确规矩：党和工作永远高于个人感情，家庭生活不能影响组织安排，不该问的事情绝不多问，对于唐棣华来说，这样的婚姻起点无疑是冷峻的，但她没有退缩，她清楚，自己嫁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革命当成生命的人。 婚后没几天，唐棣华就被派去阜宁县参加修筑海堤的劳动，那是极为艰苦的工作，女人们和男人一样，挑土、搬石、打桩，衣服一干一湿，脚上磨出血泡，她没有借口，也没有抱怨，她是共产党员，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战事紧张，黄克诚常年不在家，唐棣华独自承担起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同时还要照顾家庭，战争年代，她先后生下四个孩子，几乎每一次生产时，丈夫都在前线，孩子出生后，她一边做妇救会的工作，一边照顾婴儿，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帮她看孩子，没有人替她做饭，她就把孩子背在身后，把文件揣在怀里，走村串户，组织妇女们缝军鞋、筹军粮。 她的丈夫黄克诚并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他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厉，从来不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孩子们上学必须走路，不能坐公车，哪怕是结婚，也不能讲排场，1980年，小儿子黄晴结婚，工作人员建议用单位的车去接新娘，他直接否了这个提议，孩子最后骑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婚礼也只是家里人简单吃了顿饭。 唐棣华的出身并不光鲜，她的父亲在旧社会曾经是汉口的鸦片商人，后来还做了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父亲被判死刑，她没有去找丈夫求情，她明白，党的政策不能因为私人关系而改变，可黄克诚却主动找到负责此案的同志，请求允许唐棣华前往汉口与父亲见最后一面，他说，虽然他是汉奸，但毕竟是她的父亲，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那次诀别虽然沉重，但唐棣华从未违背自己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唐棣华也被调任工作，他们终于可以一家人团聚，那时，组织上为她分配了一套住房，她住了几十年，感情很深，但1979年，中央纪委出台规定，高级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国家提供的住房，黄克诚立即让她退掉那套房，她没有犹豫，立刻搬出，黄克诚对她说：“从严治党，要从我们家做起，” 在家中，他立了不少规矩，配车只能用于公务，家属不得乘坐，不准借单位名义谋私利，他说得严，做得更严，有一次，孙子黄健发烧了，下雪天起晚了，司机想开车送他去学校，黄克诚得知后立刻制止，他说，孩子不能从小依赖他人，更不能打破规矩，那天，小黄健在雪地里走了很远的路，病着身体坚持到了学校，这件事很快在机关传开，很多人深受触动。 黄克诚晚年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仍坚持工作，有一次，组织安排他南下休养，他拒绝了，他说，去了就得带人照顾，要花国家很多钱，还会给地方添麻烦，他最终被安排到北京玉泉山休养，但他提出条件：只带一个秘书，家属周日以外不得探视，生活费用全部自理，哪怕是住院期间，他也坚持不让国家花一分钱。 1986年，黄克诚病重，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明确拒绝过度治疗，他说，自己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不希望再浪费国家的资源，他甚至举出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自愿结束生命的例子，希望医生尊重他的意愿，有时护士刚给他输液，他醒来就自己拔掉针头，唐棣华理解他的决定，劝医生随他的意思。 黄克诚去世那年，他84岁，唐棣华卧病在床，忍着悲痛为他写下一副挽联，她借这副联总结丈夫一生的不悔与担当，也倾诉了自己作为妻子、同志、战友的理解与支持。 整理遗物时，她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那是她1941年写的入党申请书，背面黄克诚用铅笔写道：“棣华的字比我工整，她的胆气比我更硬，”她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那张纸上，把字迹晕开，也把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照得更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