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授衔之前，刘少奇坚持反对给陈毅授元帅军衔，周恩来听闻此事，立马写了封信。 1955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六年，军队也正从战时体制向正规化建设转型，这一年，中央决定实施军衔制度，全面梳理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体系，也借此对长期浴血奋战的将帅们给予制度上的肯定，元帅的评定，成为这场军改中最受关注的一环，十个名额，代表着最高的荣誉与地位，也背负着历史的深厚分量，然而，在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授衔中，一个名字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争议——陈毅。 陈毅早在南昌起义时期就已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军事领导人之一，他和朱德、毛泽东一道构建了人民军队的雏形，红军时期，他是红四军的重要领导，之后更在长征留守中央苏区，带领部队坚持三年游击战，成为极少数在敌人重围中保存革命火种的高级干部，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主持新四军的整编与发展，在华中敌后战场，他带领部队与日军、伪军、顽固派展开拉锯，成功扩大根据地，奠定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基础，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又与粟裕搭档，指挥华东战场的多次关键战役，并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 如果单从革命资历和战功来看，陈毅无疑是元帅的当然人选，但此时的他，已不再身处军队指挥一线，1950年后，陈毅调任上海市长，从事地方政务工作，1954年国家机构调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外交、科教、文卫等事务，后又兼任外交部长，到1955年授衔在即，他已是一名彻底的政府官员，不再参与军队的日常指挥。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军衔制度是为了规范军队架构、激励现役将领而设，是否应该授予已经转入政府工作的领导干部？这个问题在元帅名单讨论时迅速成为焦点，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有人提出，授衔应该以现役军人为主，不能因为过去的功劳就破坏制度的严肃性，刘少奇是其中最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的，他本人也已转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自觉不再属于军队序列，主动放弃军衔，他认为，陈毅既然已在国务院任职，也应以政务为主，不宜再列入军衔序列。 而另一方面，粟裕的名字也被反复提及，他是解放战争中声名鹊起的军事统帅，尤其在华东战场的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黄桥战役中，他以少胜多，击溃国民党五个团；苏中七战七捷，三万兵力歼敌五万；在渡江战役中，他提出“东线突破”的战略构想，为迅速解放上海和江苏东部奠定基础，1948年，中央军委甚至一度明确指示，“华野全部指挥交粟裕担负”，这在当时是极高的信任和肯定，到1955年授衔前夕，他担任总参谋长，是军委系统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粟裕更符合“现役、实职、战功卓著”的标准，是元帅的有力竞争者，如果陈毅因转政务部门而退出，粟裕顺位补入似乎顺理成章，刘少奇提出的意见，表面是制度原则的坚持，实则也包含了对粟裕军事才能的高度认可。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定局，周恩来当时正在北戴河休养，得知陈毅元帅资格受到质疑后，迅速写信给中央书记处，明确表达支持陈毅授衔，他在信中列出了三点理由：其一，陈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组织者，是人民军队创始人之一；其二，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指挥新四军及华东野战军，战功赫赫；其三，苏联布尔加宁元帅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仍保留元帅军衔，说明军衔和政府职务可以并存。 信中特别强调了陈毅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长征，中央苏区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陈毅作为留守领导人之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革命力量，为南方根据地的延续做出巨大贡献，这段历史，常常被人忽略，却是真正体现其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的关键时期。 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极高，他的表态意味着不仅仅是个人意见，更是高层对整体历史格局的重新审视，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更全面的标准：军衔不仅是对现职的奖励，更是对历史贡献的制度性肯定。 而粟裕的态度，也成为这场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他得知自己可能被“替补”为元帅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争取的意愿，反而主动表态，认为陈毅的地位不可动摇，自己获得大将军衔已是极大肯定，这种克己让贤的态度，既反映了他的政治成熟，也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尊重，毛泽东后来评价粟裕时曾说，他战功显赫，但资历稍浅，因此授予大将第一位，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