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设下圈套，连周总理都中计，只有毛主席保持清醒，成功破解 “1936年1月的一个清晨，周恩来拿着密电，抬头对叶剑英说道：‘委员长答应合作了。’” 话音落下，窑洞里的灯芯跳动了一下，温度仿佛立刻升高。抗战呼声在全国此起彼伏，这封从南京绕道而来的密信，无疑像一剂强心针。然而，真正冷静的人不多，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 倒带五年，日军于1931年攻陷沈阳。张学良“东北不抵抗”退守关内，东三省仅用百余天便落入敌手。蒋介石却把主要兵力用于“剿共”，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枪口对准同胞，放纵外敌，这一决定在军政界已成公论的战略失误。 共产党被迫长征，却始终把日本威胁摆在首位。1935年12月，刚到陕北，毛泽东主持瓦窑堡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息传出，西安、天津、广州的请愿人群越来越多，连国民党元老顾孟余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作，后果自负。” 蒋介石压力山大，内部外部都骂他。陈立夫献策：找苏联帮忙，用换取援助的办法绕开中共。陈立夫刚走到西北，便被日方密探跟踪吓得折返。计划流产，蒋只好回头另想办法——写信向中共示好，并安排宋子文通过宋庆龄递送。 宋庆龄素来主张联合抗日，得信后十分振奋，立即托上海地下交通线把信件交给董健吾。董一路昼伏夜行，于元旦前抵达西安，再由张子华护送至保安。周恩来先看到，激动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召集林伯渠、王稼祥研究回电草案。 毛泽东午后赶到，撑着烟杆把信读了三遍，没有表态。信里字字句句都是“共同抗日、大局为重”，还附带一句看似随意的条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受军委会节制。周恩来觉得“可以谈”，博古也点头。毛泽东却把信轻轻放在桌角：“表面是请我们抗日，骨子里是要我们缴械。”屋里顿时安静。 他随即列出三条底线：立即停止内战；红军主力原建制北上，不得裁减；释放被捕进步人士。电报发往南京。蒋介石回电很快，满纸“欣然同意”，但细节处暗藏机关——红军进入河北不得超过三千人，编制番号依旧由国民党决定，其余部队分散改编。周恩来再读才意识到问题，苦笑道：“委员长口气真大。” 毛泽东摇头：“谈不拢，就让他到西北来谈。”一句话，奠定后续局势。眼看谈判变数重重，西北局、红军总部、陕北政府多头做准备：联络张学良、杨虎城，形成对蒋的新压力；通过新华社向国际社会放话，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加紧整训部队，绝不让敌人钻空子。 巧合的是，张学良也恼火蒋介石不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夜，毛泽东早已预判南京那一套“削弱红军、坐大中央”的把戏不会收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拖是拖不住的。”事实证明，他判断准确——杨、张拉蒋到西安软禁，蒋这才被迫坐到谈判桌前。 事变期间，周恩来肩负和谈重任，往返将军楼十余次，蒋介石既尴尬又强硬：“我要回南京指挥全国抗战。”周恩来答：“停止内战，联合作为，才是出路。”僵局中，毛泽东通过电台下达指示：不杀，不软化，但务必让蒋签字。短短十三个字，道尽纵横之术。 协议尘埃落定，国共两党公开合作。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虽冠上国民革命军，却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主力三万余人完整北上；更多政治犯重获自由。蒋介石当初企图“借合作之名行收编之实”的算盘就此落空。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并未因胜利而自满，他在随后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假如我们一时热血上头，看不穿对方的文字陷阱，就会把主动权拱手交人。”这句点拨被不少学员记在小本上，后来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教材。 回头再看那封信，它像一面试金石：周恩来出于求同，差点信以为真；蒋介石凭借老练，试图暗度陈仓；唯独毛泽东提前洞穿意图，把局面牢牢握在手里。正因如此，国共两党的合作才得以在相对公平的框架内启动，全国性抗战才能迅速形成合力。 抗战十四年，风云诡谲。蒋介石设下的那个圈套，是诸多隐秘较量中的一幕，却精准地映射出当时局势的险峻与博弈者的心机。历史没有如果，谨慎与远见让中共赢得了主动，也让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出现了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