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画坛巨匠徐悲鸿去世没几个月，他30岁的遗孀廖静文，带着两个孩子，把上千幅真迹画作和珍贵古画，打包捐给国家，一分钱没留，很多人说她是疯了，还有人说她是为了洗白名声，但没人知道，她后来再婚、生了孩子，却一辈子以“徐悲鸿遗孀”自居，连签名都不改，这事，一直被人议论了几十年。 1953年深秋，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徐悲鸿在病床上安静地走了，他的身边还放着未完成的《奔马图》，调色盘里的一点赭石色颜料尚未干透，一旁的廖静文，三十岁，刚刚成为寡妇，她没有哭，只是看着那张画纸，仿佛丈夫还在那里，没过多久，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踏出了医院的大门，外头的风卷着梧桐叶，一片片落在她褪色的蓝布衣襟上。 不到三个月后，她做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她将徐悲鸿留下的上千幅画作、手稿、藏品，以及他们生活的四合院，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没有讨价还价，没有留下任何私产，那年冬天，卡车一辆接一辆从他们家的院子驶出，装满了用樟木箱封好的画卷，文化部派来的工作人员在清点时，看着堆积如山的画稿、书籍、石膏像、油画颜料，满眼都是不可置信，他们原以为只是几幅画而已，却没想到这是一位画家一生的全部，也是一位女人全部的告别。 从四合院搬出来之后，廖静文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煤棚改造的简陋住所，屋子低矮潮湿，寒风从窗缝灌进来，夜里冻得人直哆嗦，她靠着在北京大学夜校读书、白天兼任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勉强维持生活，那时候，她的生活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煤渣是她每天要去捡的东西，孩子的学费靠典当母亲留下的一只玉镯来凑，吃饭常常是窝头和咸菜。 她没有埋怨，也没有崩溃，每天晚上，她点起油灯，在小桌上整理徐悲鸿的手稿，那些画稿上沾着岁月的灰尘，也沾着她的坚持，她不止一次地将画稿从发霉的纸堆中翻出、晾晒、编号，生怕遗漏任何一笔，她知道，这些画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记忆，它们属于这个国家。 1956年，她在北戴河疗养期间结识了一位军官，两年后，他们结婚，生活似乎要重新开始，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她的生活重心从未离开过徐悲鸿的画作，她每日早出晚归，奔波于文化部与纪念馆之间，为了画作的管理、布展、修复忙碌，夜晚，她常常还在画室里对着画稿工作，连饭都顾不上做，丈夫起初体谅，后来逐渐变得沉默，最终，他们和平分手。 离婚后，她把最小的儿子送往加拿大生活，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母亲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世界，她的签名没有改动，公开场合仍以“徐悲鸿遗孀”自称，即便她已经再婚、生子，即便那段婚姻持续了近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徐悲鸿纪念馆正式成立，廖静文被任命为馆长，馆舍简陋，设备落后，很多画作已经受潮发霉，她亲自学习油画修复技术，看外文书、请教专家，从最基础的清洁、拼接、补色开始，一幅一幅地修复，她没有助手，只有一双冻裂的手和一屋子沉默的画。 有一年夏天，北京突降暴雨，馆内屋顶漏水，几幅画差点被淹，她赤脚踩着积水，从库房里抢出画稿，用油布包好放到炉边，一连三天三夜守着，那时候，她已年过半百，头发花白，却依然每天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离开，她的办公桌上始终摆着徐悲鸿的素描本和一摞厚厚的画作清单，那是她一生的工作。 她从未对外谈起再婚的往事，也从不回应外界对她“借徐悲鸿之名”的质疑，她的沉默，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立场，她不是为了名声才守着这些画，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她只是知道，有些人的生命早已与另一个人的理想绑定，分不开了。 到了晚年，她依然每天到纪念馆“打卡”，她喜欢坐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看着展厅里来来往往的观众，她的步伐缓慢，手指因年久过度劳作而变形，但她仍坚持亲自擦拭展柜玻璃，整理画作说明卡片，她说过，画不能落灰，记忆也不能。 2015年夏天，她在纪念馆里突感不适，被送往医院，次日清晨，她去世，享年九十二岁，葬礼那天，八宝山的灵堂里，她的遗像被摆在《奔马图》旁边，她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从未离开过那间画室。 人们记得徐悲鸿的画，却不一定记得她，但正是因为她，那些画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被一代代人看到，她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成为历史的主角，却用一生守护着一个人的艺术、一段时代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