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连长刘玉明结束了军旅生涯，准备转业离开部队，在路过汽车站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女乞丐，他漠然地走过，没有多加留意，但是，就在他踏上车厢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不忍让他回头一望，惊讶地发现那位女乞丐正拼尽全力地追赶着即将开动的汽车。 1950年初春，徐州的风还带着些许寒意，清晨的汽车站，军用卡车冒着白气，一批刚刚转业的军人背着行囊，陆续登车准备返乡，刘玉明也在其中，他穿着整洁的军装，胸前佩戴着几枚功勋章，那是他六年来在南征北战中获得的荣誉，他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按着口袋里刚领到的转业证，准备回山东老家，开始新的生活。 车快发动的时候，他忽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就像是心底某个地方被轻轻地拨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回头望去，模糊的视线里，一个身影正朝着汽车站的方向奔跑而来，那是一个女人，衣衫褴褛，鞋子破旧，头发乱成一团，她的动作笨拙却执着，脚下不断扬起煤渣尘土，嘴唇在动，却听不清她说了什么。 那是1944年，山东莒南的洙边村刚经历过一次扫荡，村头晒谷场上，搭起了临时的木台，干部们在上面喊着参军的动员口号，周围的乡亲低着头，谁也不敢响应，这时，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拨开人群走上台前，她的头发编成两条麻花辫，神情坚定，那个姑娘叫梁怀玉，是村里识字班的队长。 那天之后，刘玉明跟着部队离开了村子，他记得新婚那晚，两人刚敬完交杯酒，部队的军号就响起，他没带走任何东西，只带走了一句嘱托和那个姑娘坚定的眼神，从那以后，他便再没回过村子。 战场上，他从小兵做起，经历了多次战斗，从山东打到南方，他在淮海战役中负过伤，肩膀上至今还有一块弹片没取出来，部队调动频繁，战事紧张，他从没有机会写封信回家，时间一长，家人的音信也断了，他只记得，自己曾答应过一个人，要活着回来。 而在那个遥远的村子里，梁怀玉等着他，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撑过那段日子的，村里人说他可能已经牺牲了，也有人劝她另嫁，但她总是摇头，说他还活着，只是顾不上写信，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默默地照顾家人，种地、做针线、守着那个只有她自己相信的承诺。 1949年冬，她第一次听说刘玉明的部队可能在徐州，她没有犹豫，连夜收拾干粮，穿着单薄的衣服出发了，这一路，她靠搭车、步行和借宿辗转到了徐州，但等她找到地方时，部队早已调防，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她在街头巷尾询问，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最后只带着失望回了家。 第二年，她又去了徐州一次，这回还没进城，就遇上了退兵抢粮的混乱局面，连干粮都丢了，她在城里饿了三天，还是没找到人，可她没有放弃，第三次出发是在谷雨前后，她把仅有的几块红薯干用油纸裹了三层，塞进衣服里，这次，她找对了地方。 她在九里山附近的军营外守了一天，终于看见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走出军营，他穿着新军装，背着包，正跟战友告别，她站在不远处，低着头，不敢出声，直到那辆军车发动，她才忍不住追了上去。 车上的刘玉明回头，看见了奔跑中的她，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张早已模糊的面庞，在煤灰和风尘中显得那么真实，他拍打车窗，车终于停了下来。 在营部的照相馆里，他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刘玉明神情严肃，手搭在妻子的肩上；梁怀玉站得笔直，脚上的布鞋已经开了口，照片背面写着：“四月十三日重逢于九里山，怀玉四寻方得见，” 那之后，刘玉明被安排到临朐县工作，而梁怀玉则回到了洙边村，继续照顾年迈的婆婆和未出嫁的小姑，两人再次分开，生活又回归了平静，刘玉明说等安顿好就来接她，但这一等，又是三十年。 1980年，刘玉明终于退休，他背着一个布包，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车回到村子，推开门的那一刻，梁怀玉正坐在灶台边给孙女缝衣服，她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回来啦？”像是刚出门买酱油的丈夫回了家。 晚年的他们，住在老屋里，日子过得不紧不慢，院子里种了几株花椒树，夏天孩子们在树下玩，刘玉明会拿出旧军功章讲故事，梁怀玉不多说话，只是坐在旁边，听着他讲过去的事，偶尔缝缝补补，神情安稳。 村里的人常说他们是典范，村史馆里挂着一面锦旗，玻璃柜里放着当年拍的那张合影和梁怀玉的针线篮，年轻人来参观时总会问：“她到底是怎么等下来的？”老人们会摇摇头说：“她说他一定会回来，” 2002年冬天，梁怀玉去世，那年雪下得很大，刘玉明在墓前站了很久，他把那张照片和她缝在内衣里的那块红布放进了棺木里，碑文的最后两行，是他亲手刻上去的：等吾六载，守卿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