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的中原大地，一场足以改变解放战争走向的“豪赌”正在上演——华东野战军刚以3万伤亡拿下开封，歼敌3万余人，战士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粟裕就拍板要接着打睢杞战役。可此时的反对声浪铺天盖地：中央军委明确来电“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中原野战军也复电提醒“歼击企图太多太大，似以别作分散歼敌办法为好”；就连华野内部，不少纵队指挥员都直言“部队减员过半，再打就顶不住了”。 可粟裕铁了心，在6月24日的电报里直言：“战机难得，若不乘势歼敌，将错失打开南线战局的关键”，这份孤注一掷的决心，最终换来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胜。 这场仗有多险，先看看敌我兵力的悬殊对比。当时直接参战的华野部队有8个纵队、中野2个纵队，再加上地方军区部队，总共20万人，装备以轻重机枪、迫击炮为主，弹药补给全靠民工肩挑手扛。而国民党军这边，集结了12个整编师、3个快速纵队，还有特种兵部队，足足25万人，光是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就配属了坦克、重炮等重型装备，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更要命的是，敌军呈三路合围之势：东有黄伯韬兵团驰援，西有邱清泉兵团紧追，南有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伺机而动，华野相当于要在“夹心饼干”里硬生生啃出一块肉。 其实这场争议早在开封战役结束当天就爆发了。6月22日，华野攻克开封的消息传到西柏坡，中央军委当天就发来电报，明确指出“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核心意思就是“见好就收，别贪多”。 另一边，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也在6月24日联名复电，担忧“南北两部敌军均很集中，我北面分割邱、黄只能作战术分割，无法避免与敌十一个旅以上接触，须付出很大的代价，顾虑到不利情况，造成僵局”。 可粟裕盯着地图，看出了不一样的战机。他发现，邱清泉兵团急于抢功，占领开封后就疯狂尾追华野陈唐兵团，而刚组建的区寿年兵团却在睢县、杞县徘徊不前，两个兵团之间硬生生拉开了40公里的空隙。6月24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和中野发电，坚持“放弃开封，集中兵力围歼区寿年兵团”的计划。 这份电报发出去不久，中央军委的回电就来了，6月26日3时，毛主席亲自起草复电：“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这份及时的支持，给了粟裕最大的底气。 睢杞战役的10天，堪称解放战争史上最惨烈的“硬碰硬”。6月27日晚，华野1纵、4纵、6纵和中野11纵组成的突击集团，像一把尖刀插进敌军空隙，连夜完成对区寿年兵团的合围。区寿年兵团辖整编第75师、72师和新编第21旅，总兵力5万余人，可刚组建不久，各部队配合默契不足。 7月1日，华野对区寿年兵团部所在地龙王店发起总攻，炮兵部队集中火力轰开城墙，战士们冒着炮火冲锋，有的连队只剩30多人仍坚持白刃格斗。激战至7月2日凌晨，龙王店被攻克，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75师师长沈澄年被俘，整编75师和新编21旅被全歼，仅整编72师残部困守铁佛寺。 就在围歼区寿年的同时，西边的邱清泉兵团拼了命增援，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轮番进攻华野阻援部队。华野3纵、8纵、10纵和两广纵队在杞县以西构筑防线，战士们挖交通壕逼近敌阵，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对抗敌军坦克，有的阵地反复争夺数十次，尸体堆成了小山。据国民党军战后报告，邱清泉兵团“伤亡官佐506员，士兵8350名”，邱清泉自己也在电报里承认“职军亦伤亡失踪达万数”，硬是没能突破阻援防线。 更惊险的是，蒋介石急调黄伯韬兵团从山东驰援，7月1日抵达帝丘店附近。粟裕当机立断，调整部署：留一部兵力围歼整编72师残部，集中主力转头围歼黄伯韬兵团。黄伯韬兵团下辖整编第25师、第3快速纵队和交警第2总队，战斗力不弱，可长途跋涉后立足未稳。华野8纵主力和6纵一部迅速转兵，与3纵、10纵协同，对黄伯韬兵团发起猛攻。战至7月6日，黄伯韬兵团伤亡惨重，据国民党战地视察官李正先报告，其部“伤亡、失踪人数共计9023人”，其中整编25师伤亡6589人，第3快速纵队伤亡1672人，再也无力进攻。 这场战役的战果有多硬核？华野以2.1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共歼敌5万余人，其中全歼区寿年兵团主力4万余人，重创邱清泉、黄伯韬两个兵团，生俘兵团司令1名、师长1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加上之前的开封战役，豫东战役总共歼敌9万余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战役歼敌的新纪录。更重要的是，经此一战，国民党军失去了在中原战场实施战役进攻的能力，毛主席后来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明确指出，睢杞战役是推动战争形势转折的关键战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