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史迁

编辑|史迁

1920年在巴黎签的一份《斯瓦尔巴条约》，1925年中国北洋政府悄悄签了字，之后整整66年没人当回事。

等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家高登义在1991年翻到挪威《北极指南》的附录，才发现中国居然早就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结果，中国在北极的身份，从“门口凑热闹”一下子变成“坐在桌边，有名有份”。不靠吵架，不靠对抗，只靠一纸条约和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就把北极话语权稳稳抓在手里。

很多人问，中国北极黄河站怎么来的，凭什么来的，这条被遗忘的条约就是那把钥匙。

讲北极黄河站，绕不开斯瓦尔巴群岛。地图上看，这是一块离北极点不算太远的群岛，名字以前叫斯匹次卑尔根。看着冷清，背后却是几百年的热闹。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欧洲航海家往北闯，荷兰人为找去亚洲的新航线，顺带发现了这片群岛。那时候谁也不是为了看风景，大家盯的是鲸油。

那个年代，鲸油差不多就是工业时代的润滑剂和光源，谁掌握，谁就多一张底牌。后来岛上煤炭和矿产被慢慢勘出来，英国、挪威、荷兰等国纷纷上岛抢地盘，插旗子、挖煤矿，一个比一个积极，却谁也没法单方面把主权拍板定死。

这种“谁都想要，又谁都说不清到底归谁”的局面，拖着拖着就成了麻烦。要真比武力，可能迟早要动手；要真比距离，挪威又占便宜。

最后，各国干脆在巴黎坐下来谈。1920年的《斯瓦尔巴条约》就这样出炉，玩了一次很少见的设计：主权给挪威，发展机会大家共享。

条约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直白。对挪威，文件里写得很清楚，承认它对斯瓦尔巴群岛拥有完全和绝对主权，这把挪威的心安住了，岛属于你，这是国际公认的。

对其他缔约国，条约给出一套很实在的安排：只要是缔约国的公民，都可以在群岛上从事商业、科研、渔业、采矿等活动，享受相同的待遇，只需要遵守挪威法律。这就等于说，挪威是房东，不少国家有长期租约，都能用房子挣钱、做研究。

还有一个关键条款，是关于军事用途。条约明确写着，斯瓦尔巴不得变成军事基地。这让那片地方从一开始就被锁定为和平开发和科研区域，给后来的北极合作打了个基调。资源可以去挖，科研可以去做，军舰导弹就不要往那边搬。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当时提出多拉几个国家签字，目的很现实，就是别让英美在北极布局上占太大优势。于是，中国这样当时无力也无精力去搞北极开发的国家，被拉进了条约圈子。

对北洋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几乎不要成本的选择：不用出兵，不用掏大钱，就能在纸面上获得和列强基本对等的条约权利。

1925年，中国签了字，名义上迈进了斯瓦尔巴条约体系。但是那会儿国内战乱不断，生存问题都很紧，别说北极，连近海主权都顾不过来。

这个条约在文件柜里躺了几十年，存在，却等于不存在。等于中国多了一把钥匙，却没有时间去找那把锁在哪。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末，国际政治版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渐渐结束，世界开始重新审视极地地区的意义。

北极不光是渔场和煤矿，更是气候变化的前哨站，也是未来航道和资源开发的战略高地。沿岸国家早早开始划范围，制定政策，开矿建站。

中国那时主要精力还在近海、南极和经济建设上，北极更多时候是用卫星和模型在“看热闹”，真正参与程度有限。

一切的转折点，落在1991年那本《北极指南》上。

1991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家高登义受邀参加挪威组织的北极科学考察。那时，中国已经有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极地科研起步不算晚，但在北极的存在感并不强，很多项目都还停留在观测和合作层面，缺少自己的固定阵地。

考察结束后，挪威方面送给他一本《北极指南》当纪念品。这听上去像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顶多是一个工作纪念册。

高登义回去翻书时，注意到书后面的附录，那里印着《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和签约国名单。顺着一行行往下看，他在里面清清楚楚看到了“China”这个单词。

这一刻的分量，就不只是一个“惊讶”能概括。因为这个发现，让一个尘封了66年的事实浮出水面：中国早在1925年，就已经是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之一。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片北极群岛上，拥有和其他缔约国一样的合法权利，可以在当地开展科研和商业活动，只要遵守挪威法律，无需另起炉灶重新谈判。

在条约重新被注意到之前，中国在北极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困境：没有北极沿岸国身份，也没有在那里长期存在的基地，一旦要建站，要搞大规模的科考行动，就不得不一遍遍去和有关国家沟通、磋商、申请。

这种状态下，说话就很被动，只能在别人已经划好的框架里找空位，机会大多掌握在别人手里。

条约的“再发现”改变了这一点。因为斯瓦尔巴的规则早就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是缔约国，公民和机构就在当地拥有平等开展研究和商业活动的资格。

中国不是从今天才想进来，而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合法在场，只是自己没用好这个通道。高登义把这一关键信息带回国内，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这不是一条孤立的“趣闻”，而是一块可以直接嵌进国家极地战略的基石。

条约的存在，让中国在北极从“客人”变成“合伙人”。这不是临时讨来的，也不是靠别国施舍，而是国际法律文件早就确认的地位。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去”，而是“怎么去、去哪、做什么”。

有了这个法理基础，中国的北极部署开始加速落地。纸面权利如果不落实到具体行动，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书页里。北极方向的决策思路也随之清晰：既然有权利，就要用起来，而且要用得稳，用得久，用出影响力。

1999年，“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首次北上北极海域，标志着中国不再只是远距离监测那片冰海，而是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近距离勘察之路。

这次行动，一方面是科学任务，需要了解北极海洋和大气环境，为全球气候研究积累数据；另一方面也是行动宣示，通过船只进入和科学活动，把条约赋予的考察权实际用起来，让世界看到中国在北极的存在是合规、有据的，而不是临时起意。

北上之后，关于在北极建立固定科研站的讨论逐渐走向实操。到了2001年，国家层面有了关键动作，13个部委联合发文，正式启动北极站选址和建设工作。

北极不再只是科研机构之间的单线推动，而是纳入国家战略安排，涉及到科技、外交、环境、资源等多个层面。这种协调力度，说明北极问题在中国的整体布局中有了明确的定位：既是科研前沿，也是国家长期利益的一部分。

最后落地的结果，就是今天被频繁提起的中国北极黄河站。2004年7月28日，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地区，中国建成并启用了这座北极科学考察站，地理坐标定格在北纬七十八度五十五分、东经十一度五十六分。

这是中国在北极的首个常年科研基地，也是把《斯瓦尔巴条约》从文件柜里彻底“叫醒”的现实载体。

黄河站的存在标记着中国在北极从法理参与走向实地深度参与，话语权不再只通过文件和发言体现，也体现在一台台仪器、一条条观测曲线、一篇篇科研成果中。

从条约再发现，到雪龙号首航，再到黄河站建成，这条线有一个清晰的内在逻辑。法理地位是起点，国家实力是支撑，持续行动是桥梁。

没有条约，中国参与斯瓦尔巴事务会很费周折；只有条约，缺乏船只、资金、科研队伍和政策协同，权利也会悬在半空。正是规则与能力的结合，决定了中国能走多远，能站多稳。

现在的北极，已经成为全人类观察地球变化的一个巨大实验场。中国通过黄河站等平台参与这一讨论，本身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全球对负责任大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