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他体内都布满了肿瘤，肝、肺、脊柱，甚至骨髓里……全都是。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护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一支牙刷能用来做什么？对于1982年住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那个叫罗健夫的男人来说，那不是洗漱用品，而是“止痛器”，每当胸口那股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他就用力把牙刷柄顶在胸前，死死抵住那个让他冒冷汗的位置。   护士长总觉得这个病人“不对劲”，按理说，住进这里的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患者，应该全靠杜冷丁吊着一口气，可翻开他的用药记录，止痛剂那一栏竟然是一片空白。   不是医院不给开，是他自己把药偷偷换成了维生素片，甚至在他去世前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还在跟医生讨价还价：“那药打了脑子就成了浆糊，我还怎么改图纸？”   这种近乎自虐的清醒，直到法医那把解剖刀落下时，才真正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当那个甚至还没显得怎么消瘦的胸腔被打开，医生们倒吸了一口冷气：那里面的惨烈程度甚至不像是一个活人的躯体，癌细胞像野草一样疯长，肝脏表面爬满了黄豆大小的转移灶，脊椎骨被蛀得酥脆不堪，而那颗还在此时早已停止跳动的心脏旁，有一个直径15厘米——比心脏本身还要巨大的肿瘤。   就是拖着这样一副被掏空的骨架，他还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把被单支起来做防虫帐，就着医院昏暗的灯光，完成了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最后图纸修正。   作为骊山微电子公司只有五个人的课题组核心，罗健夫原本是学核物理的，却硬是在西方技术铁幕封锁的七十年代，把自己逼成了搞电子线路和精密机械的专家，那时候搞科研讲究“三件套”：止痛药、膏药、护肝片，可他却似乎连身体的知觉都屏蔽了。   不仅屏蔽了痛觉，他对物质似乎也失去了感知能力，在那个分房、评职称都要争破头的年代，他把好不容易评上的高级工程师职称让给了同事，把3000元的科研奖金全额上交，连单位分配的新房钥匙都转手送了人。   走进他生前的那个被改造为实验室的废弃仓库，你会看到两块水泥板拼成的床，以及办公桌上一盏用纸糊灯罩的台灯，哪怕是在他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这个连陪妻子逛街都只舍得给同事孩子买新布鞋的男人，自己的衣柜里除了发黄的旧衣，就是那顶参军时戴过的旧军帽。   真正属于他的“财富”，全锁在实验室的那个铁皮柜子里——整整23本被药渍和机油浸透的笔记本。   他的妻子回忆送饭时的情景，总是饭菜热了凉、凉了又热，那个男人却像被钉在图纸上一样，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手里摆弄的那台样机，就是制造航天芯片的“光刻机”，在那个没有一张完整参考图纸的时代，这一笔一画，就是在为国家甚至还没影子的通信卫星铺路。   在他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传来了欢呼声，当第一颗国产通信卫星升空的指令下达时，总设计师手里那本操作手册的扉页上，还留着一行醒目的红色批注：“此处需加装散热片，谨防元件过热。”   那是罗健夫在生命尽头留下的最后一道笔触，他没能看到火箭升空，就像他没来得及把自己那个酥脆的胸骨真正治愈一样。   如果时光倒流，没人知道如果早一点用上止痛药，或者早一点走出实验室去体检，他能不能多活那医生口中的“五年”，但那个摆着被翻烂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桌案已经给了答案，他不怕死，只怕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里，那个从1969年就开始攻关的图形发生器还没造好，人就先倒下了。   罗健夫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太多影像，但在今天的航天展厅里，看着他用过的算盘和那双磨破底的皮鞋，你会明白一种超越物理极限的“硬度”，在那些不计其数的深夜里，这个自称身体疼但脑子不能糊涂的工程师，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填补了中国航天电子工业的空白，他把自己燃烧得只剩一把骨灰，却把最坚硬的脊梁，留给了后来腾飞的大国重器。   信源：开福开讲│第100期 罗健夫:甘为科研献终生 - 澎湃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