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李赤然少将恢复名誉，回南京军区索要工资，空军司令员不满：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他不是要争特殊待遇，是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从1932年参加红军起，他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时在晋察冀根据地打游击，解放战争又扛着枪参加辽沈、平津战役，身上留着三处枪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擦着心脏过，差点没从战场上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本该踏实为空军建设做事，却在特殊年代被安上“反革命”的帽子，一关就是十余年。 这十余年里，他的工资全被停发，妻子一个人打零工养活三个孩子，大儿子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去工厂当学徒，小女儿得了哮喘没钱治，每到冬天就咳得整夜睡不着。 恢复名誉那天，他没先回家，直接去了南京军区。不是急着要官复原职，是想问问拖欠的工资能不能补——他翻遍了上级发的平反文件，里面写得明明白白，平反人员的工资要从被错误停发的那天起全额补发，这是国家定的规矩，不是他凭空索要。 接待他的参谋拿着文件看了半天，说需要向军区领导请示，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他等了一个月，没等来答复，再去军区询问，才从侧面听到空军司令员那句不满的话。 这话传到李赤然耳朵里时，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给孙子补鞋底。他没发火，只是把针线往布上扎得更紧了些。 他知道司令员可能忙，那段时间全国有太多老干部等着平反，待遇问题堆得像小山，或许没顾上细查他的情况。可再忙，也该知道这些老干部不是在“算账”，是在要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他被冤枉的十几年里，没写过一封申诉信，没跟看守他的人吵过一次架，就怕给组织添麻烦。现在只是要回养家的钱，怎么就成了“不满足”？ 他没去跟司令员争执，而是连夜写了封信。信里没提委屈，只一笔一笔写清楚：1967年3月起工资停发，每月标准是180元； 家里妻子常年生病，三个孩子上学、看病的开销清单；还有国家关于平反人员工资补发的文件编号和具体条款。 最后他写：“我为党打仗几十年，不求富贵，只求能让家人吃上饱饭，不拖国家后腿。”信写完，他亲自送到军区信访办，拜托工作人员务必转交给领导。 没过半个月，军区政委亲自上门找他。 进门先递烟，说之前是工作没做到位，让老将军受委屈了。拖欠的工资很快就补了下来，厚厚的一沓钱，从1967年3月算到1979年5月，一分都没少。 李赤然拿着钱，先去药店给妻子买了三个月的降压药，又给小女儿买了台二手的雾化器，剩下的钱存起来，说要给辍学的大儿子补学费，让孩子能接着读书。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司令员那样说，心里就不难受吗？他摇头，说难受啥，都是为了国家。他在乎的不是那点钱，是那十几年的冤屈能被正视，是国家的政策没跑偏。 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太多了，他们跟着党从苦日子里过来，从来没指望过特殊照顾，只盼着该有的公平能落到实处。他们“要工资”，不是贪心，是想让家人能过上安稳日子，也是想证明自己的付出没被白忘。 空军司令员后来也知道了李赤然的情况，托人带了箱水果过来，说自己当时话说得急了，没考虑周全。李赤然笑着让来人带话，说都是工作，没什么计较的。 他明白，那个特殊时期刚过，很多事还在理顺，难免有疏漏。重要的是问题解决了，政策的公正守住了。 这件事看着是“要工资”，其实藏着老革命家的硬气。他们一辈子不为自己争什么，却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国家定的规矩就得算数，老干部受的苦就得有说法。 这种“较真”，不是计较个人得失，是在维护制度的尊严，是在告诉后来人：党不会忘了为它奋斗过的人。 老一代军人的风骨，从不是顺境时的风光，是逆境时的坚守，是平反后不卑不亢的理性。他们知道什么该要，什么该让，把个人诉求放在国家大局里，既不委屈自己，也不添乱。这份清醒和通透，比任何荣誉都更让人敬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