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带“野”字，马的命运却天差地别？在中国，这类马单匹价值轻松过万，是被精心呵护的珍稀生灵；可在澳大利亚，政府却要启动大规模射杀计划，打算两年内清理数万匹。这般悬殊的待遇，难免让人疑惑：既然中国的野马这么值钱，澳洲为啥不把它们抓来出口变现呢？

中国重点保护的是普氏野马，这是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有着6000万年进化史，堪称动物界“活化石”。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宣告普氏野马野外绝迹，万幸的是人工繁育技术让这个物种延续。1985年“野马返乡”计划启动，我国从国外引回种源，经四十余年系统性保护，截至2025年8月全国种群超900匹，占全球三分之一，野化放归地扩展至新疆、甘肃等四省区，成为全球物种重引入成功典范。

普氏野马的金贵不止于数量稀少。为避免近亲繁殖、提升基因多样性，不同保护区定期交换种马，每匹马基因信息均被精准追踪。

新疆卡拉麦里山等保护区为它们规划了专属栖息地，通过“圈养繁殖-半散放训练-软野放”的科学流程帮它们恢复野性。除单匹过万的经济价值，其科研价值无法估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已将其列为保护旗舰项目，足见全球生态意义。

再看澳洲的野马，和普氏野马比起来，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布鲁姆斯”的野马，本质是200多年前欧洲殖民者带来的家马后代。

1788年，英国舰队首次将7匹马带到悉尼，当时它们是农耕、运输的重要劳动力。可随着工业革命推进，拖拉机、汽车逐渐取代了畜力，这些马失去了利用价值，被主人遗弃在野外，慢慢野化形成了如今的庞大种群。

野化家马繁殖能力惊人，年扩张率达23%。母马两岁即可产仔，繁殖周期持续至20岁，幼崽存活率七成。关键是澳洲本土无大型食肉动物制约，广阔草原与季节性水源让野马毫无生存压力，十几匹的小群体几年内就能壮大成几十匹的大种群。

澳大利亚环境部2023年调查显示，全国野马超40万匹，新南威尔士州科修斯科国家公园是主要聚集地，承载全国半数以上野马。这种泛滥的野化家马，与我国精心呵护的普氏野马毫无可比性，堪称天差地别。

澳洲素有“世界活化石博物馆”美誉，这片大陆2亿年前与其他大陆分离，孕育出众多独特物种——650种鸟类中450种独有，140多种袋类动物别处难觅。这些古老物种繁衍千万年，如今却因野马侵扰陷入危机，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野马硬蹄堪称“生态杀手”，所到之处高海拔湿地、苔藓植被尽遭破坏，还会造成土壤板结、雨水难下渗，让高山溪流变得浑浊。

它们食量惊人，一匹马日吃草料堪比成年牛，年破坏植被超1万平方公里，连极度濒危的瓦勒迈杉、珍稀兰花都被挤压得失去生存空间。

比如澳洲独有的科罗伯里蛙就惨遭横祸。它们赖以生存的湿地被野马反复踩踏，栖息地持续萎缩。2019年持续4个月的山火，又毁掉北科罗波里蛙80%的家园，如今某遗传种群成年个体仅剩100只左右，随时可能灭绝，着实令人揪心。

高山侏儒负鼠处境也不容乐观，这种依赖积雪层冬眠的小动物，因野马践踏破坏积雪结构，存活率大幅下降。更堪忧的是，野马粪便携带外来杂草种子，四处传播排挤本土植被。生态学家警告，若不控制野马数量，未来10年可能有17种本土物种消失。

这里要提醒一句，为啥没人愿抓这些野马卖钱？一是驯化难，成年野马野性暴躁，无法作为骑乘马或观赏马；二是市场窄，澳洲人无食用马肉传统，马在他们心中更接近“伙伴”；三是检疫难，野马常年野外游荡，可能携带寄生虫或兽药残留，达不到国际市场标准，2019年就有企业出口冷冻马肉到欧洲，因溯源不达标被拒收，最终亏损严重。

抓捕运输的高成本更让人却步。澳洲地形复杂，野马活动范围达数百公里，不少栖息地是车辆无法进入的陡峭山区或湿地。靠直升机围捕一天最多抓几百匹，而种群年自然增长就有数万匹；单匹空运费用达10万元，加上抓捕、检疫等成本，总成本超15万元，远高于卖马收益，纯属赔本买卖。

中国这边更没必要进口这种野化马种。我国本身就有29个本土马种，蒙古马、伊犁马等完全能满足各类需求。更重要的是，引进外来物种的风险太高，万一带来未知疾病或破坏本土生态平衡，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得不偿失的事，自然没人会做。

话说回来，澳洲政府起初也没打算直接射杀。2016年国家公园野马达6000匹时，有人建议仅保留600匹，其余处理，遭多方强烈反对后不了了之。新南威尔士州甚至立法将野马列为殖民时代“文化遗产”，禁止随意处置。

但2019年大火彻底改变局面。火灾后生态系统本就脆弱，野马数量却趁机疯涨，生态压力彻底超出承载极限。2020年联邦法院批准射杀4000匹；今年新南威尔士州修改法案，将野马从“文化遗产”降级为“生态威胁”，治理态度彻底强硬。

现在的计划是用直升机空中射杀，2027年之前把可西欧斯可国家公园的野马数量压到3000匹。首都领地更狠，直接推行“零野马”政策，发现一匹清理一匹。

反对声音从未中断。殖民者后代认为这些马是祖先念想，承载历史记忆，不能随意射杀；动物保护组织痛批射杀残忍不人道，澳大利亚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建议采用诱捕绝育、注射避孕疫苗的方式。但这些非致命手段成本是射杀的3倍多，政府无力承担更高成本。

科学家这边也不满意，他们觉得3000匹还是太多，根本缓解不了生态危机，应该进一步压缩数量。各方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治理方案一直定不下来。

也有人尝试替代方案，比如昆士兰部分牧场推出“野马追踪”生态旅游，北领地试点驯化野马用于徒步；还有企业将马肉做成特色食材，价格比牛肉高40%。但这些方案规模过小，仅能消化少量野马，对庞大种群而言无实质性作用。

说白了，澳洲外来物种泛滥问题早已积重难返，除了野马，兔子、野猫、野骆驼等也泛滥成灾，难以根除。如今只能在“控制种群数量”与“平衡各方诉求”间寻找支点，可这个支点在哪，至今无完美答案。

总结下来的话，澳洲野马之所以不出口，核心就是“没价值还添乱”。既没有稳定的商业市场，抓捕运输成本又高得离谱，还藏着生态和检疫风险，没人愿意做这种赔本买卖。

射杀虽然看着简单粗暴，却是当下最无奈的选择——既安抚不了有文化情结的民众，也满足不了动物保护者的诉求，更不是长久之计。

中国普氏野马的保护成功，源于四十年来的持续投入与科学规划，从引回种源到跨区域放归，每一步都扎实推进。

澳洲野马的困境，根源是殖民时代的草率引入与后续政策摇摆。这背后的深刻教训是：物种引入必须敬畏生态规律，一旦打破自然平衡，纠正代价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