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美国最小的死刑犯乔治，被执行电刑。他被人们捆绑起来，换上衣服，送上了电椅。由于他太小，连合适的头罩都找不到。此时，他害怕的哭泣着，显得十分无助可怜。
1944年3月，二战接近尾声，尽管亚洲和欧洲战场硝烟四起，但美国本土依然处于一片平和的状态。3月24日那天阳光明媚，春回大地，南卡罗来纳州阿尔克鲁小镇一片生机勃勃。 这一天，两位母亲带着她们的两个小女孩去踏青。两个小女孩分别叫玛丽和贝蒂，她们的父亲是远赴欧洲战场与德军作战的军人。两位母亲带着她们来到一片草地，看到不远处的小山坡上开满了野花，便允许两个小女孩跑过去采摘。 母亲们愉快地聊天，对两个小女孩的迟迟没有回来并未引起她们的警觉，直到天色渐晚，才发现事情的不对劲。于是，她们决定上山寻找，但不管如何呼唤，两个小女孩似乎如同消失在了空气中一样，再也没有音讯。 次日清晨，当地居民终于在一条冰冷的水沟里找到了玛丽和贝蒂的尸体。她们的身上胡乱地被覆盖着树叶，而她们的自行车则被随意地扔在沟边。她们那惨白的面容和寂静的姿态无声地诉说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遭遇了不幸。警察在检查尸体时发现，两个女孩的头部和背部都有明显的外伤，青紫淤青是钝器造成的伤痕。 当地人回忆称，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两个女孩时，她们正骑着自行车，经过乔治家的门前，并向乔治和他的7岁妹妹艾美询问哪里能找到西番莲。乔治随后被捕，而他的整个家庭也因此遭殃。他的父亲在当地的锯木厂被解雇，并且社区与警方威胁全家立刻离开工厂住房，否则将面临私刑的威胁。 上世纪初，在美国南方，针对黑人尤其是在涉及黑人强奸白人女性的案件中，动用私刑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私刑通常包括烧死、绞死等残酷的刑罚，而这次案件，也不例外，乔治一家因此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困扰。
1944年6月16日，南卡罗来纳州克劳伦敦，一个闷热的夏日清晨。十四岁的乔治·斯廷尼被狱警从牢房里带出来。他瘦小的身躯在狱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单薄，走路时双腿还在微微发抖。这个非裔少年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死刑犯。 典狱长命令狱警为乔治换上特制的死囚服。但即便是最小号的死囚服，穿在他身上依然显得太过宽大。更令人尴尬的是，执行人员甚至找不到能够合适戴在他头上的执行头罩。最后，他们不得不用一本圣经垫在他的身下，这样他的头才能够碰到电椅的电极。此时的乔治已经泪流满面，他的啜泣声在寂静的死囚室里格外清晰。 然而就在两个月前，乔治还是克劳伦敦镇上一个普通的非裔少年。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都是当地的佃农。为了帮补家用，乔治经常在镇上打零工。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火车站附近的小餐馆，在那里帮人擦鞋或是跑腿。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4年3月。两名白人女孩在镇上的一处偏僻小路上被发现遇害。案件发生后，整个小镇陷入恐慌。警方在接到匿名举报后，得知乔治曾在案发当天与这两名女孩有过短暂交谈。这个＂证据＂立即让他成为了警方的主要嫌疑人。
据后来的记录显示，整个审讯持续了数小时。期间没有律师在场，也没有任何成年亲属陪同。警方以各种方式对这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施压，直到他在一份自己都看不懂的认罪书上按下了手印。 美国一直被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此常被称为“民族大熔炉”。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无疑为美国带来了丰富的色彩，但也引发了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从历史上罪恶的三角贸易到南北战争，美国黑人的命运充满了艰难险阻。尽管白人和黑人在历史上同为移民，然而美国白人对黑人这一群体的态度一直并不好，许多白人视黑人为“低贱的种族”，认为他们是入侵者，霸占了属于白人的土地和资源。 曾经担任过警察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迈克·吉普森曾直言，美国的警察制度源自奴隶制时代。当时的“奴隶巡逻队”采取的战术与今天警察使用的某些战术十分相似。吉普森表示，奴隶巡逻队当时可以直接执行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的职能，随意对非洲裔进行惩罚。这种控制非洲裔、维护白人至上以及白人财富的方式从未发生改变，这就是今天美国警察的模样。 2020年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一名黑人男性，因被怀疑制作假钞而遭到逮捕。在逮捕过程中，警察将弗洛伊德按在地上，其中一名警察用膝盖压住他的脖子，另两名警察则按住他的后背。在弗洛伊德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警察长时间压制他的脖部，最终致使他窒息死亡。这个事件激起了全美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要求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要求改善美国的“歧视体制”。 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来惩治杀害弗洛伊德的警察？”“为什么黑人权利不能通过法律程序维护，非得通过游行示威？”“为什么说黑人受到了系统性歧视？他们犯罪率高，依法惩治他们，怎么就是歧视了？”即使在黑人人口占比不到0.3%的新西兰，示威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实际上，黑人高犯罪率的背后，更多地是反映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之间的差距，而非简单的种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