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世友酒后接电话：我是大将军，你是谁？对方：小兵恩来 1955年秋，北京西郊的一处宅院里，酒过三巡的许世友猛地一拍桌子，对着身边的老部下吼道：“他奶奶的！凭什么我是上将？论打仗，论资历，哪个大将我比不上？”声音洪亮，震得桌上的花生米都跳了跳。这股子怨气，在北京城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说起来，1955年的这次大授衔，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不单单是给战功赫赫的将军们一份荣誉，更是国家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向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汉子们，很多人都盯着肩上那颗将星。有谦虚的，自然也有不服气的。许世友，就是后者里嗓门最大的一个。 他的理由，摆在台面上，确实有几分道理。论资历，他1927年就跟着闹革命，黄麻起义的老底子，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资格够老。论战功，抗日战争时期稳固胶东根据地，解放战争一战定济南，那都是硬仗、恶仗。就连抗美援朝，他后期也去了前线担任兵团司令。这份履历，放眼全军，确实亮眼。
更让他心里有点疙瘩的，是他觉得自己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在授衔上吃了亏。在他看来，元帅和大将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占了多数。这种“山头”情绪，在那个年代的军队高层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点，人之常情。所以，许世友觉得，自己怎么着也得是个大将，授个上将，心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这股怨气很快就传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听说了，笑了笑，对身边人说：“许世友这是在向我要官做呢！”主席了解他的脾气，知道他是个直肠子，有话就说，但对党是绝对忠诚的。这事儿，不好硬压，得有人去“化”一下。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肩上。 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对这些从战火中走来的老战友，他总是格外上心。他知道，处理不好，伤的是同志们的感情，影响的是军队的团结。在接待完一批外宾后，他立即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亲自拨给了许世友。而此时的许世友，正在家中喝着闷酒，电话铃响，他带着几分酒意，没好气地抓起话筒。
这才有了文章标题里那句经典的对话。当电话那头传来“我是大将军许世友，你是谁？”这句豪言壮语时，周总理非但没生气，反而在电话那头温和地笑了。他自报家门：“许将军，是我，小兵恩来啊！”这句“小兵恩来”，分量千钧，一下子把许世友的酒给吓醒了大半。他一个激灵，酒意全无，赶紧换上军装，匆匆赶往西花厅。 一见到总理，许世友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股子倔劲还在，他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又说了一遍。周总理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干净了，才不紧不慢地开口。总理没有直接反驳他的三条理由，而是换了个角度，帮他把视野拉得更开。 “世友啊，你的战功，党中央是清楚的，同志们也是公认的。”总理先是肯定，暖了人心。“但是，授衔是个全局性的工作，要考虑的方面很多。你说你资历老，可比你资历更老，连将军都没评上的同志，也有不少啊。他们，可有怨言？” 接着，总理又提到了战功。“要说能打仗，你许世友是出了名的。可有个‘王疯子’叫王近山，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功也不小吧？这次评的是中将。中央的决定，是综合平衡的结果，不是只看一两个方面。”总理的话，句句在理，却又不是生硬的说教，像是在和老朋友谈心。
最关键的一击，还是关于“山头”问题。周总理微微一笑，说：“你要是觉得红四方面军受了委屈，那徐向前同志是元帅，王树声同志是大将，这又怎么说呢？我们红一方面军出来的粟裕同志，战功赫赫，淮海战役居功至伟，不也只是大将吗？” 这一连串的反问，让许世友的额头开始冒汗，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格局小了。 周总理看火候差不多了，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让他彻底服气的一句话：“世友同志，你觉得，你和萧克同志比，谁的贡献更大？谁的资格更老？”
萧克是谁？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资历比许世友还要老得多。听到这个名字，许世友猛地站起身，一个标准的军礼，由衷地说道：“总理，我错了！萧克同志比我强，党和中央能把我许世友和萧克同志放在一起，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和肯定！我没有意见了，坚决服从中央决定！” 一场可能引起不小风波的“衔怨”，就这样被周总理几句春风化雨般的话语消弭于无形。这里面，既有原则，也有人情；既有逻辑，更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1955年9月27日，许世友昂首挺胸地走上授衔台，从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了那份象征着荣誉与责任的上将军衔命令状。当他的目光与总理的目光相遇时，两人都会心地笑了。那一刻，所有的情绪都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革命战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未来共同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些开国元勋们，有血有肉，有脾气有性格，但最终，他们都将个人的荣辱得失，融入了共和国宏伟的基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