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他叫陈掖贤，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到家中去探望。因为在此之前，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差点儿饿死。
陈掖贤，1929年1月30日出生在湖北宜昌，是赵一曼和陈达邦的独子。赵一曼1931年去了东北抗日，把两岁的陈掖贤留给上海的伯父陈岳云照顾。1936年，赵一曼牺牲时，他才7岁。父亲陈达邦忙于革命，常年不在身边，小小的陈掖贤只能靠伯父抚养长大。伯父对他不错，供他读书，生活上没啥大问题，可母亲的缺席和父亲的遥远，让他打小就觉得孤零零的。这样的童年，注定在他心里留下抹不去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姑姑陈琮英把他接到北京，安排他上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1955年毕业后，他进了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课老师，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烈士后代，他待遇不错，工资也高，可他性格里的孤僻和敏感，却让他没法好好规划生活。母亲的英雄事迹成了他心里的骄傲，也成了压得他喘不过气的包袱。 1957年，陈掖贤跟学生张友莲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大女儿陈红。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顺。他花钱大手大脚，月初花得痛快，月底没钱买菜，得找同事借钱。张友莲受不了他这毛病，两人三天两头吵架。1959年，俩人离了婚，陈红被送到四川由姨婆李坤杰带。张友莲离婚后精神崩溃，住了院。1961年，他们复婚，又生了小女儿陈明，可日子还是过得乱七八糟，吵架没停过。陈掖贤的生活越来越没章法，家里乱成一团。
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没了，他被调到机电研究院第六机床厂干供销科的活儿。工作累，收入却没涨，日子更紧巴了。他每天骑着自行车跑采购，汗流浃背，可工资还是不够花。他爱喝酒，月底连菜都买不起。妻子住院，医药费压得他喘不过气，他也不爱跟人说心里话，慢慢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陈掖贤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可他死活不领母亲的烈士抚恤金，说“母亲的牺牲不是为了钱”。这倔劲儿挺感人，可也让他越陷越深。邻居看他可怜，送过一袋米，他却推辞不要。1974年，他穷得几天没吃饭，差点饿死在床上。同事发现时，他躺那儿，脸色白得吓人，桌上就剩半块馊了的馒头。那次多亏同事把他送到医院挂水，才捡回一条命。 可钱紧只是他苦日子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心里的负担。作为赵一曼的儿子，他总觉得自己得活出点样子来。可他越想证明自己，越觉得自己啥也干不成。母亲的遗书他看了无数遍，上面写着“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他还把“赵一曼”仨字刺在胳膊上。可他找不到方向，夜里翻着遗书抹眼泪，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 陈掖贤背着烈士后代的名头，活得一点也不轻松。社会上的人觉得他该有出息，可他自己知道，他跟母亲差得太远。经济上入不敷出，婚姻一团糟，精神上又没人帮他分担。他不爱跟人诉苦，喝酒时才偶尔叹口气，说自己没用。时间一长，这压力把他彻底压垮了。
1982年8月15日，他没去上班，同事觉得不对劲，去他家一看，他已经吊在房梁上没了气。地上有张纸条，写着让女儿自力更生。他的死让人愣住了，一个英雄的儿子，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陈掖贤死后，单位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同事们都觉得可惜，可谁也没法改变啥。他的俩女儿都没来，长女陈红在四川，小女陈明在国外。追悼会上，有人翻开他留下的笔记本，看到一句遗言：“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字写得歪歪扭扭，看得出他走前有多坚决。 他的死，跟童年的孤单脱不开干系。母亲走得早，他没学会怎么跟人相处，也没学会怎么面对生活。母亲的倔强他学到了，可那份扛住苦难的韧性，他却没继承下来。钱不够花，家不和睦，心里的坎过不去，一步步把他逼上了绝路。 陈掖贤的大女儿陈红后来在四川成都安了家，退休后常去宜宾的赵一曼纪念馆看看。她不爱张扬，从没拿奶奶的名头给自己加光。她说：“奶奶是英雄，我就是普通人。”她把父亲的遗言记在心里，也教自己的孩子踏实做人。陈掖贤的悲剧，在她身上像是有了个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