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戴笠收到一份批捕申请，上写：李时雨有通共之嫌，请批准逮捕。戴笠看后，却一笑了之，答复是：“此人我很了解，他不可能是地下党！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
戴笠到死都不知李的真实身份，李时雨潜伏敌营10多年，是我党一名出色的老牌特工，有“窃听器”之称，刘少奇曾说：他一个人顶三个师，那么李时雨有何传奇之处呢？
李时雨一生经历了三重身份：共产党员-汪伪官员-军统特工，当然后两重身份都是工作需要，从他的身份，不难想象，他工作环境的复杂。
1931年底，李时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便加入了隐蔽战线斗争，潜入西安“剿总”，打入东北军内部。
这份工作是托同乡张学孟谋到的，而张时任警卫办公室主任，有了这层关系，李出入张公馆如入无人之地，他经常与那些警卫聊天，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李才撤出了西安。
他回到天津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被占，他只好留在天津。1937年8月，日本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而该会的总务科科长吴光弼曾在张公馆工作过，与李是旧相识。
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向党组织申请加入此会，方便情报传递。组织同意后，通过吴的关系，李顺利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签发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很快就派上了大用场。
1939年初，我党从天津租界购置了三台电台机件和马达，但当时电台属于违禁品，如何顺利从天津转运至河北，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李时雨肩上。
李思前想后，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于是，他找到检察院院长，说妻子孙静云要来天津，想借用院里的轿车一用，院长一笑，知道他这是想在妻子面前显摆一下，也没多问就同意了。
李时雨把两台设备放在后备箱，通过日军检查站时，将通行证一亮，顺利通过，两台设备顺利转运至河北中转站。
但还剩下一台如何运走呢？李决定铤而走险，将其放在手提行李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检查站，他刻意轻松提起行李箱，让人看上去觉得箱子很轻，再一亮通行证，又顺利通过了。
不久地下党冯骥被捕，组织指定由李负责营救，此时他已升任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兼地方法院书记长。
他借着检查之名，趁人不备便把冯的档案资料卷走，然后付之一炬。很快康姓书记官就发现冯的档案不见了，向李做了汇报。
李先是将他批评一顿，然后暗示他解决办法，就说日军轰炸时被毁了，日军侵占天津时的确炸毁了部分档案，康听后，也只好如此做。
后来李又以检查监狱之名，入狱与冯面谈了一番，不久冯便被无罪释放了。
1939年，汪精卫公开投日，开始策划建立汪伪国民政府，计划8月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六大。
但尴尬的是根本无人参加，于是他们便四处拉拢人员加入。李时雨无意中与负责人员朱晶华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朱便提出替他伪造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让其参加伪国大会议，李应允。
这样一来，李时雨一加入便成了汪伪政府的“开国功臣”，成功潜入敌人核心领导层，后来，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又引起陈公博的注意，陈对他十分赏识。
1941年，陈公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李也跟着升迁，出任上海兼任保安部秘书处处长，不久，又升任军法处处长。
对此，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十分担心，她担心丈夫升得太快，违反了党纪，于是就向上级汇报了此事，得到的答复让她放了一百个心。
上级领导何松亭答复，说：“你让他只管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什么部门，应广交达人。”
最终，李也不负众望，一路升至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到1942年时，他身兼汪伪政府秘书处长、军法处长、司法处长，可谓大权在握。
有了这些身份的加持，李时雨如鱼得水，输送情报，对抗汉奸，出色完成了组织派发的各项任务。
但行走在冰刀之上，危险随之即来。1944年，妻子孙静云因受日军怀疑被捕入狱，后虽在陈公博营救下获救，但此事后来还是影响到了他。
同年，李时雨与老相识余祥琴相遇，余时任军统上海沪郊指挥站负责人，希望他拉拢一些伪军警为他服务，而他可以帮助李时雨混入军统。
李经组织同意后，开始表面与军统合作，将汪伪的消息透露给军统。日本投降后，李顺理成章地进入军统，成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
戴笠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对他夸赞了一番，对他也十分赏识。
1943年，因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与余祥琴有矛盾，便查余的身边人，查到李的妻子曾被日军怀疑通共，于是就向戴笠申请逮捕李，以作进一步调查。
但戴笠深知沈余二人的矛盾，李不过拿来出气的，于是便否决了。
但在戴笠死后不久，李时雨还是被军统逮捕入狱，不过他顶住了严刑拷打，最终被判处7年6个月徒刑。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国民党落荒而逃，李时雨终于见到了光明。
后来，他在北京受到刘少奇接见，刘对他说：“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啊，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