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盛夏，北平城午后闷热得让人直冒汗，西长安街尽头的军事学院却正为一张长长的设备采购单着急。卫生部长李治盯着单子发愣，墨迹还未干的“实验室用X光机”“显微镜”几个字像钉子一样扎眼——没有经费，一切都是空谈。刘伯承拍拍他的肩膀：“老李，你跑一趟中南海吧，这事儿只有主席能拍板。”话音刚落，院子里“嘎吱”一声蝉鸣，仿佛也劝他快点动身。

按惯例，李治出门依旧把那把旧“王把子”手枪塞进皮套，这是他从长征带到北平的“老伙计”。8月2日清晨，他乘车抵达新华门。岗哨例行搜身时发现枪支，急忙按铃报告。警卫担心安全，不敢放行。毛泽东听闻后走到院门口，笑着招手：“李治同志来了？让他进来，带着长矛也不妨事。”

寒暄过后，李治递上采购清单，低声说：“学校需要三千万经费。”当时三千万折算不过是三千元。毛泽东扫了一眼，随手在旁边写下“3 0000 0000”，加了一个“0”。一笔落下，毛泽东抬头打趣：“你行医救人，不该为钱犯愁，我给你加个零，三亿，就按这个办。”

这一幕能发生，不仅因为李治“有胆”，更因他“有德”。他的名字第一次进入高层视野，是1935年云南扎西。那夜周恩来高烧近四十度，神志模糊，卫生部没人敢贸然处理。李治摸了摸脉搏，判断为阿米巴肝脓疡，建议野战穿刺引流。有人犹豫，他只说一句：“再拖就晚了。”银针刺入，脓液涌出半盆，周恩来捂着腹部虚弱地说：“疼得值。”三日后体温降到三十七度线，“周副主席又能上路”迅速传遍各营，士气大振。

救人的故事不止一次。1935年贵州五里排，敌机俯冲投弹，贺子珍为掩护担架上的钟赤兵，被炸得满身弹片。李治剥开血衣，一块块找弹片，手上布满铁屑划痕。毛泽东闻讯赶来，握着他的手沉声道：“她是子珍，也是战士，多谢。”几年后，李治肺炎高烧不退，毛泽东拎着篮鸡蛋到病房门口写下“李治不能死”五个鲜红大字。护士回忆，那张纸条贴了三天，换药的兵每次都会轻轻避开，好像碰一下就会折损什么重要的东西。

抗战胜利后，李治作为华中野战军卫生部负责人整编军医队伍。1949年渡江前夜，他把随船药箱翻了又翻，硬塞进七瓶奎宁。有人问：“旧药占空间，扔了吧。”李治摇头：“江南多疟疾，战到六月就用得上。”事实证明，他的预判救了数百名南线渡江将士。也正因此，新中国授衔时，55岁的李治虽已超过规定年龄，仍获少将军衔。这在当时是极罕见的“破例”。

再说回那张三亿的批条。钱到位后，军事学院卫生部很快添置了第一批手术显微镜、呼吸机和X光机。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前方救护所急需移动式手术灯，李治把库存拆分，连夜装箱北运。有人提醒“学院自己还缺”，他摆手：“和平年代缺一点灯光无妨，前线多亮一盏就能拉回一条命。”

有意思的是，李治生性低调，却总在关键时刻“闯”到最前面。1970年代一次内部座谈，有人质疑他早年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医，李治不急不躁，从书柜夹缝里抽出那张已泛黄的“李治不能死”。一行钢劲字迹令会场瞬间安静。审查人员再无言辞，调查随即终止。

1988年，国家为功勋老战士颁发一级红星荣誉章，李治靠在椅背上摸着勋章笑得像个孩子。他对身边人说：“我只是替战友续命，功劳都是他们的。”翌年夏，他在南京病逝，终年八十三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那张“李治不能死”的纸条被他用透明油纸珍重封好，放在最显眼的抽屉。一位护士悄声说：“这张纸条陪他走完了最后一程。”

从云南山路的临时手术台，到北平中南海的“加零”一笔，李治一生只干一件事——救人。有人说，他的军衔是镶着白袍的；也有人说，他的家当只有药箱和那张字条。无论如何，新中国医疗体系起步之初，那些雪夜里摇曳的马灯、硝烟中闪亮的银针，至今还在无声讲述着这位老医生的执着与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