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蓝花楹开得正盛，花车跟着阿根廷人的舞步轻轻摇摆。人们身着彩虹比基尼、皮靴或是天使翅膀，变装皇后的亮片裙在温暖春光里闪闪发亮。

对阿根廷人来说，这不过是城市一年一度的骄傲狂欢庆典。但对一对参与庆典的俄罗斯同性伴侣而言，眼前的景象却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这是我见过最自由的场景，”23岁的马拉特·穆扎哈诺夫（Marat Murzakhanov）说，他来自俄罗斯乌拉尔山附近的乌法市，语气里满是向往，“我们想留在这里。”

他们并非个例。

阿根廷成了许多逃离莫斯科对性少数群体相关限制的俄罗斯人的避风港——意外却遥远。

三年前俄乌战争爆发后，一批又一批俄罗斯人流亡海外：有的为逃避征兵，有的为躲避压迫，大多涌向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等邻国。可不少俄罗斯性少数群体在这些地方难扎下根，依旧要面对污名化和法律保障不足的难题。

而欧洲、美国等地签证政策严苛，断了他们的主要迁移路。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在全球找能轻松入境、可自由生活的地方。

最终，他们找到的答案，是搭乘长途航班飞往世界另一端。

“我跟父母说要搬到阿根廷时，他们问：‘那是哪儿啊？’”29岁的安东·弗洛列茨基（Anton Floretskii）笑着回忆。他是俄罗斯西部工业城市托利亚蒂的程序员，“我跟他们解释，那地方在南半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星空。”

弗洛列茨基说，在俄罗斯，他因性少数身份遭过攻击、羞辱等不公正对待。如今，他穿一件印着“我的男朋友是同性恋”的背心，在最近的骄傲庆典上，和一群俄罗斯同胞同行——他们顶着草莓金发，穿蕾丝束身衣、涂着口红，唱着阿根廷同志颂歌，分享着手里的馅饼。

“这纯属偶然，”他说，“阿根廷从来不在我们最初的考虑范围内。”

自俄乌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对性少数群体的限制不断收紧。2023年，俄罗斯将“国际LGBTQ+运动”列为“极端组织”，这一裁定将其与基地组织等归为同一类别，也引发了对性少数群体的新一轮管控。

许多俄罗斯性少数群体说，这是多年恐惧生活的顶点：部分女同性恋者会戴结婚戒指，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状态；还有些少年只因染了头发，就被认定为同性恋，遭到当街殴打。

最终，一些人下定决心离开故土。

2022年，弗洛列茨基偶然发现阿根廷或许是个可行的目的地——这份信息来自俄罗斯性少数群体共享的一份谷歌文档，里面列了他们可能移民的国家，阿根廷就在其中。

阿根廷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权益保障：不仅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明确了性别自我决定权。

27岁的乔治·马尔科洛夫（Georgii Markelov）是莫斯科的社交媒体经理，他曾在日记里列了十几个既尊重人权、俄罗斯人又可免签入境的国家，阿根廷排在前列。

另一位27岁的莫斯科心理学家乔尔达尼·塔尔迪基（Giordani Taldyki），曾先移居孟加拉国。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公园里，他仔细研读了阿根廷宪法。

“宪法里明确保障移民的权利，”塔尔迪基说，“我当时就想，嗯，这个地方我真的喜欢。”

阿根廷宪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俄罗斯性少数群体中常被提起，是他们选这里定居的关键原因之一。宪法里写得明明白白，欢迎“世界上所有想在阿根廷土地上生活的人”。

这部宪法1853年通过，当时阿根廷为填补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国土，向欧洲人敞开了国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东欧犹太人等成批抵达，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19至20世纪全球重要的移民中心之一。

此后，阿根廷也接纳过战争难民，甚至包括部分试图隐匿的纳粹德国高官。历史上，阿根廷也曾多次接纳俄罗斯移民：既有前苏联时期的难民，也有苏联解体后寻求庇护的人。

阿根廷政府记录显示，自2022年以来已有超过12万俄罗斯人抵达。其中不乏想为孩子争取更好生活环境和身份便利的俄罗斯孕妇，这一现象在阿根廷备受关注。而较少有人注意到，同期抵达的还有一批寻求庇护的俄罗斯性少数群体。

“俄罗斯人一波接一波地来，”43岁的安娜·索科洛娃（Anna Sokolova）说，她来自西伯利亚，如今和妻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起做训犬生意，“就像滚雪球似的，越聚越多。”

阿根廷一家支持性少数庇护寻求者的机构负责人马里亚诺·鲁伊斯（Mariano Ruiz）透露，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帮了超过1800名俄罗斯性少数群体。阿根廷的吸引力部分源于历史：它是拉丁美洲首个、全球最早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之一（2010年），还通过了里程碑式法律——人们无需经过医疗诊断或司法审批，就能更改身份证件上的性别。

“我终于能自在做个跨性别女孩，完完全全做自己，不用怕被人评判，”24岁的阿丽萨·尼古拉耶夫（Alisa Nikolaev）说，她在西伯利亚长大，去年搬到了阿根廷。

不过，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并非阿根廷右翼总统米莱（Javier Milei）的政策重点。米莱曾公开批评“性别意识形态”，其政府还收紧了移民政策。尽管他没打算推翻同性婚姻平等制度，但推行的紧缩政策，已给公共卫生项目带来压力——其中就包括提供激素治疗和艾滋病药物的项目。

对这些俄罗斯移民来说，阿根廷还有更多值得珍视的小细节。

塔尔迪基说，他喜欢人们自然地问他：“你有女朋友还是男朋友？”看到跨性别出租车司机时的坦然也让他自在，更庆幸自己不再被人刻意提醒性倾向。

“有时候在这里待着，我都忘了自己是性少数群体，”他说。

弗洛列茨基则爱这里的包容感：走进理发店能遇到同志发型师，扬声器里常放着Lady Gaga的歌。“我当时就想，天哪，我是不是到了一个这种事都稀松平常的国家？”

训犬师索科洛娃也有同感，妇科诊所医生的一句话让她格外感动——对方主动问她，怎么不和37岁的妻子安东尼娜·雷西科娃（Antonina Lysikova）一起过来做试管婴儿。

今年他们拍家庭视频时，雷西科娃说，请来的摄影师主动问：“镜头里怎么没看到你们有肢体接触呀？”

“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早就习惯了在公众场合不拥抱彼此，”雷西科娃语气里满是感慨。

尽管许多俄罗斯性少数移民已较好融入阿根廷社会，但有个事实始终困扰着他们：为了享有基本权利，不得不离开故土数千英里。

“移民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祖国根本不在乎我们，”雷西科娃说，“也许阿根廷会在意我们，但俄罗斯永远不会。不管我们赚多少钱、多努力，俄罗斯都不需要我们。”

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骄傲日庆典落下帷幕，莫斯科即将迎来黎明时，一群俄罗斯女同性恋伴侣穿着微皱的裙子、妆容已有些花脱，在一间举办俄罗斯性少数骄傲派对的新古典主义公寓里慢舞。其中一位女子悄悄擦去了眼角的泪。

俄罗斯DJ放起了凯蒂·佩里的《I Kissed a Girl》。舞池旁的房间里，摆着俄罗斯性少数艺术家的周边——T恤、手提袋，还有一个为近日在阿根廷离世的跨性别俄罗斯人募捐的盒子。

来自圣彼得堡的26岁开发者伊戈尔·穆扎列夫斯基（Igor Muzalevskii），穿着闪亮的银色背心和渔网袜站在阳台上。楼下，骄傲庆典最后的花车还载满了跳了六小时舞的人群，有人仍在挥舞着彩虹旗。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穆扎列夫斯基指着楼下说，“现在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世界原来可以这样善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