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一个数据说，在脱贫攻坚期间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一线。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对比中美两国。一些人不是崇拜美国的体制，吹捧美国的公务人员，攻击咱们的体制，咱们的公务人员吗？可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的公务人员为了脱贫牺牲，而美国的公务人员在枪杀良家子。 这样的体制，从哪里能看出比我们的体制要更好？ 这1800多名牺牲的扶贫干部，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无数家庭的牵挂。他们不是站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扎进最偏远、最贫困的山村，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生命践行使命。退役军人事务部明确答复，这些殉职同志已被依法认定为烈士、因公牺牲或因工死亡，家属也得到了抚恤帮扶，这份认可背后，是国家对他们奉献的铭记，更是对“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坚守。 云南红河州的扶贫干部吴志宏，就是这1800多人中的一员。他主动请缨到全县最偏最穷的三村乡，面对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的困境，把农户家当成办公室，一天走访三个村委会认家门、晓村情。 为了让村民白连甲一家住进安全的房子，他主动担保解决建房尾款；为了瘫痪的老人李天福能重新站立，他多方联系医院安排手术。2019年的雨天，公路被塌方阻断，他执意冒雨前往村寨开会宣讲政策，却在会议中突发意外，临终前还念叨着“我再讲一遍”。他牺牲后，父亲帮他完成了器官捐献的心愿，让5名陌生人重获新生，这份奉献早已超越了生命本身。 还有甘肃舟曲的张小娟，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家乡投身扶贫，遍访全县87个贫困村的所有贫困户，被群众称为“移动数据库”。她用漫画、微信语音等通俗方式宣传政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脱贫事业上，最终在下乡返程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34岁。 这样的故事，在脱贫攻坚战场上还有太多太多，他们中有人倒在走访路上，有人累倒在工作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用生命换来了千万家庭的脱贫摘帽。 同样是公务人员，中美两国的价值导向却差出了天地。咱们的干部在为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拼命，美国的执法人员却频频出现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案例。根据美国民间组织“执法暴力追踪”的数据，仅2025年就有1127名平民死于执法人员枪下，平均每天超过3人，其中近四成受害者根本没有持有任何武器。 可是心酸的是这些事件中被定罪的执法人员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极低的追责率让暴力执法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 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遭跪杀事件引发全美抗议，本以为会推动执法改革，可五年过去，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仅2026年1月前24天，案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就发生了三起执法人员枪击事件，受害者都被随意贴上“潜在威胁”的标签。 美国司法部的数据也显示，2023年联邦执法机构报告的逮捕相关死亡中， homicide占比高达41%，执法人员开枪导致的死亡占比超四成。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破碎，更是美国体制对底层民众生命权的漠视。 美国不仅没有公务人员为贫困群众牺牲的案例，连贫困治理本身都陷入了制度性困境。英国《卫报》援引世界银行数据指出，中国早已实现每日生活费不足3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清零，而美国目前仍有超过400万这样的赤贫人口，数量是35年前的三倍多。 这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能力，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美国人均经济产出领先全球，却任由贫富差距持续拉大，2023年最贫困10%人口仅获得全国收入的1.8%，与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 数十年来，美国两党都偏向“市场效率”优先，政策不断向富人倾斜。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政策让最贫困10%家庭收入减少7%，而医疗补助的削减又让数百万人面临更高的医疗成本。美国的社工虽会协助弱势群体申请福利，但本质上只是制度的“补丁”，无法改变政策导向带来的贫困固化。 反观中国，脱贫攻坚是举全国之力的系统性工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责任，扶贫干部扎根一线，用“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其实判断一个体制好不好，根本不用看华丽的口号，就看它把资源和精力用在了哪里，看公务人员为谁服务。 中国的体制，让干部愿意为老百姓的脱贫路牺牲奉献；而美国的体制，却让执法人员随意剥夺平民生命，让贫困问题越积越重。 那些盲目崇拜美国体制的人，不妨看清这些真实的差距——我们的体制或许不完美，但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就是最硬核的优势。1800多名扶贫干部的牺牲没有白费，他们用生命证明，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体制，才拥有最强大的生命力。 MCN双量进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