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说：“贪官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蠢。你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花，每个月的工资都非常体面，福利待遇也特别好。 王立群说“贪官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气话，但仔细琢磨，确实有几分道理。不是说他们没有文化、没有智商。 贪官的“蠢”，首先体现在认知系统的彻底窄化，这些官员大多历经层层选拔，本应具备多维度的风险判断能力，却在权力侵蚀下逐渐关闭了道德与法律的“处理器”。 例如，国家能源局原司长魏鹏远家中藏匿2.3亿现金，点钞时烧坏四台验钞机。这位名校毕业的官员难道不知现代金融监管能力？非不知也，而是其认知已退化为“现金最安全”的单线思维。 这种认知退化遵循“管状视野”定律——贪官眼中只剩贿赂双方构成的狭窄通道，通道外的法律天网、监控网络、群众监督被自动虚化。就像鸵鸟遇险时把头埋进沙子里，自以为看不见的即不存在。 更深层的“蠢”体现在贪官们自成体系的荒谬逻辑，他们常构建一套说辞自我合理化，尽管漏洞百出却严丝合缝。 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称“收钱是尊重地方习俗”，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提出“收受财物是为维持必要社交”。 这种自我欺骗遵循“道德置换”规律——用次要道德替代核心道德。贪官们强调自己“敬业爱岗”“孝顺父母”，却用这些真实但次要的行为置换“廉洁奉公”这一官员最核心的道德要求。 这好比有人一边杀人，一边标榜自己从不随地吐痰，企图用小正确掩盖大罪恶。 贪腐行为的“降智”巅峰，是对风险的完全失敏，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用生在反腐高压下仍收受黄金，却叮嘱行贿者“以后别送”。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如同明知火药库严禁烟火却偏要抽烟，还自以为能控制火态。 更讽刺的是“炫耀型贪腐”。南京原市长季建业收受名表必在会场展示，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强开着赃款购买的豪车巡视厂区。 这种“锦衣夜行不如衣锦昼行”的虚荣，完全压过了隐蔽需求，暴露了“权力致幻”定律——长期无监督的权力让人产生“无所不能”的错觉。 当代贪官的“蠢”还体现在与技术文明脱节，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家中堆满4000多瓶茅台，情急之下竟把年份酒倒进下水道，弄得整栋楼酒香扑鼻。 天津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发明“自行车道钉”专利，却用最原始方式给赃款编号“藏宝”。 这种技术脱节暴露了贪官的认知割裂：他们精通权力运作这类“传统技能”，却对现代科技构建的监督网络视而不见。这好比冷兵器时代的武士，自信能对抗导弹防御系统。 贪官的“蠢”常以作秀形式公开上演。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星泰在推进民生工程时，3年内仅2次顺道调研，每次停留不足半小时，专门安排拍照“打卡”。 云南省玉溪市委原书记罗应光搞警车引导调研高达95次，被戏称为“罗调研”。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李德明任县委书记时，斥资千万元修建10座“星级公厕”，配有中央空调、Wi-Fi音箱，却忽视偏远地区厕所缺口。这种本末倒置的工程，本质是将民生工程异化为政绩秀场。 纵观历史，贪官的“愚蠢”具有惊人相似性，明朝洪武大帝对贪官剥皮实草，刑罚酷烈古今罕见，却未能遏制贪腐暗流。 清朝和珅权倾朝野时，早已看清乾隆年迈、靠山将倾的现实，却停不下贪腐脚步，最终落得“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下场。 历史表明，贪官的愚蠢在于总觉得自己是例外，认为悲剧只发生在书本里。然而“阳光下并无新事”，历史从不会饶过心存侥幸者。 贪官的“降智”现象表面是个人问题，实质是权力失监的制度性问题。当权力失去笼子约束，首先腐蚀的不是品德，而是最基本的理性判断力。 当前反腐败斗争已进入深水区，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落马中管干部65人，揭示腐败存量尚未清底、增量仍在发生的复杂形势。 破解之道在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要保持“不敢腐”的高压震慑，也需完善“不能腐”的制度体系，更要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特别是针对新型腐败、隐性腐败，需运用穿透式审查思维，从看似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深挖细查。 从魏鹏远烧坏的验钞机到王晓光倒掉茅台酒的下水道，贪官们用荒唐行为反复验证一个真理：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疯狂，贪婪吞噬理智必然走向毁灭。 王立群的“贪官皆蠢”论，既是人性批判，更是制度警示——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避免聪明人干蠢事的悲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