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却戳中了包惠僧最愧疚的地方，就是让他把自己这些年的历史问题原原本本说清楚，给党组织交一份实打实的检讨。毛主席心里清楚，包惠僧不是普通的党员，他是参与建党的一大代表，是亲眼看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人，可他后来却走了歪路，这份检讨，既是对组织的交代，也是对他自己过往的一个交代。 包惠僧早年的革命经历，其实一点都不含糊。他曾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中共一大，和毛主席早在建党初期就结下交情，毛主席当年被湖南军阀通缉，躲到武汉时，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里，两人朝夕相处探讨革命，交情不浅。他还跟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过职，周恩来东征时，他还临时接手了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北伐时也在武汉做了不少筹建军校、组织工人运动的事。 可革命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包惠僧的心态变了。南昌起义时，他奉周恩来的命令到南昌待命，可偏偏突发疟疾病倒在旅店，周恩来撤离前特意给他留了介绍信和路费，叮嘱他病好后要么追部队要么找组织，可他病愈后，看着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辗转各地躲了一阵子，最后干脆脱离了党组织，转头投靠了国民党，还当上了国民党军的中将，这成了他一辈子的污点。 1948年，包惠僧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就举家躲到了澳门，日子过得落魄又不安。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澳门，他心里又酸又愧，酸的是自己参与创立的党，真的实现了救国的理想，愧的是自己半道掉队，甚至站到了对立面。他犹豫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信，字里行间都是想回来的心意，也藏着对过往的忏悔。 中央很快给了回应，毛主席定下的那个条件，其实也是给了他一个机会。包惠僧接到消息后，立刻从澳门赶回了北京，周总理和董必武还以老朋友的身份见了他，只一句“你对党要有个交代”，就让他红了眼。他回去后熬了好几个晚上，写下了长篇的检讨材料，把自己脱党的前因后果、投靠国民党的经历全都如实写清，也深刻认了错，说自己当年就是意志不坚定，被眼前的困难吓住，才丢了革命的初心。 这份检讨交到中央后，组织看他态度诚恳，确实有悔过之心，便接纳了他。1950年，包惠僧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内务部做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国务院参事。往后的日子里，他再也没离开过北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上，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为研究建党初期的历史，留下了很重要的一手资料。 包惠僧的一生，起起落落，从建党元老到脱党变节，再到晚年归队，说到底，就是革命信念的考验。哪怕站在相同的起点，少了坚定的信念，也终究会走偏，而党组织的态度，也藏着最鲜明的原则，知错能改、真心悔过，才会有回头的机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