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她叫陈修良，公开身份是“郑太太”，一个死了丈夫、从上海来南京散心的有钱寡妇。   1946年，党组织任命陈修良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彼时的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核心，被蒋介石称为“铁桶一般的城市”。   自1927年以来，南京地下党组织已遭受8次毁灭性打击，8任市委书记相继牺牲，全城特务数量高达两万，而地下党员仅剩220余人，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极致。   党组织给的二十根金条，不是让她挥霍，而是重建组织、开展工作的唯一“血本”。   陈修良出身浙江宁波的富裕家庭，自带贵妇人气质，扮演“死了丈夫的上海寡妇”毫无违和感。她精心定制苏绣旗袍，领口绣着细碎的缠枝莲，出门必戴玳瑁框墨镜、裹着灰鼠皮袄，脚下踩的小皮鞋擦得锃亮，把自己打造成“胸无大志、只知享乐”的富婆形象。   刚到南京那天，她在码头拦住个工人问路，开口就是一句“夫子庙哪家茶馆最吵？”，那股子不谙世事的娇纵劲儿，瞬间就把“郑太太”的人设立住了。   而打麻将，是当时国民党高官太太圈最主流的社交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情报获取渠道——牌桌之上，官员夫人们闲聊的家长里短，往往藏着部队调防、物资转运的关键信息。   陈修良一进南京的社交圈，就主动扎进了牌局，从夫子庙的茶馆到公馆里的牌室，只要有高官太太聚集搓麻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牌技不算好，还总爱“冲动跟牌”，每次输了钱也不恼，顶多皱着眉抱怨一句“今天手气真背”，转头就掏出金条兑换筹码，大方得很。   久而久之，南京城里的高官太太都知道，来了个挥金如土的上海寡妇，牌品好、输得起，跟她打牌不用设防。   可没人知道，这每一场牌局都是陈修良精心布下的局，每一次输钱都是精准的算计。   牌桌上烟雾缭绕，夫人们一边摸牌一边闲聊，张太太说“我家那口子昨天半夜才回来，说要往江边调兵”，李太太抱怨“最近粮站管得严，家里存的米都不够用了”，这些碎碎念在陈修良耳朵里，全是值钱的情报。   她从不主动追问，只在一旁跟着应和，偶尔插一两句无关痛痒的闲话，把关键信息不动声色地记在心里，散场后再趁着夜色，把情报整理成小字条，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那二十根金条，就这样一点点“输”在了牌桌上。有时候是故意输给某军区司令的太太，换来了部队调动的时间；有时候是“借”给手头紧的官员家属，实则是资助地下党员开展工作；还有些时候，她会把兑换的筹码偷偷留给联络人，筹码背面刻着极小的记号，对应着不同的接头地点。   有一次，一个地下交通员暴露，急需一笔钱跑路，陈修良就在牌局上故意“输”给对方的远房亲戚，借着结账的名义，把金条顺理成章地送了出去，全程没引起任何人怀疑。   三年时间，陈修良足足打了四百多场牌局，金条也输得见了底。有人在背后议论她是败家娘们，特务也盯着她查过几次，可每次都被她“胸无大志、只知享乐”的表象骗了过去。   他们盯着她的牌桌，却没发现，这张桌子早就成了南京地下党的秘密情报站，那些年从牌桌上抠出来的情报，占了南京地下党获取重要军事情报的三分之一还多。   小到物资转运的路线，大到部队布防的图纸，都是她在麻将声中一点点拼凑出来的，为党组织重建网络、开展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49年3月，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像往常一样坐在牌桌前，摸到最后一张牌时，她突然把筹码一把推到桌子中央，笑着说：“不打了，身子不舒服，回上海看病去。”牌友们还在笑着挽留，说她输了三年该转运了，她却只摆摆手，转身走出了茶社。   走到秦淮河畔，她把两个装筹码的小藤盒扔进了河里，没人知道，盒底刻着一行极小的字：“上海路17号”，那是南京地下市委最新的联络点，也是她给后续同志留下的最后一份“牌局馈赠”。   第二天，南京解放的消息传遍全城，人们这才知道，那个爱打麻将的“郑太太”，竟然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那些被她“输光”的金条，没有一分被挥霍，全变成了重建组织的火种、传递情报的桥梁、拯救同志的救命钱。   陈修良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只轻描淡写地说“那几年麻将打得多，牌品还行”，可只有她自己知道，每一场牌局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输钱都是精心算计，每一句闲聊都要瞬间判断价值。   真正的潜伏从不是躲在暗处，而是以最贴合环境的姿态融入其中。陈修良用二十根金条、三年牌局，在敌人最松懈的娱乐场里，织起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   那些烟雾缭绕中的谈笑风生，那些筹码碰撞间的暗流涌动，那些消失在牌桌上的金条，共同构成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   人们总记得战场上的冲锋陷阵，却忘了在看不见的战线里，还有这样一群人，用智慧和勇气，在麻将声中改变着一座城的命运。   陈修良的“败家”，从来都是最勇敢的坚守，那些输出去的金条，最终赢回了南京的解放，赢回了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