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复出工作之后，很想大干一番，可惜身体不给力，住进了上海的医院。许世友当时在南京，听说邓华来了，居然也不给他打招呼，非常生气地说，老邓很不够意思，不用理他。话虽如此，许世友还是让人打听邓华的情况，想去看望邓华。 一九八〇年，南京中山陵八号寓所里，许世友听完秘书汇报，脾气先蹦了出来：“这个老邓，有点不讲究啊，跑到上海不吱一声。”嘴上是火气，茶杯在手里一磕一碰。看得出来，他不是不在乎，就是太在乎，才会这么别扭。秘书小心翼翼提一句，要不找机会去看看？许世友哼了一声，说“咱不理他”，转过头又吩咐，把邓华的情况打听清楚，医院、病情，都要弄明白。 那会儿外头的说法叫“去上海疗养”，听上去挺轻松。真正的情况只有医院最清楚，邓华人瘦到只剩八十多斤，连下床都费劲。复出以后，他原本打算在军事科学院好好干一阵，把这些年的压抑和思考都落到实处，身体却在悄悄往下滑，像是在跟他较劲。 往前推几年，一九七七年，邓华熬到了转机。那一年，他从四川省副省长的位置调回部队系统，安排到军事科学院任职。这个消息传出来，老部队里不少人心里跟着松了口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他因为支持彭德怀，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挨了一通猛批，被划进所谓“军事俱乐部”，从军队降职调离，蹲在地方干副省长，外人看着体面，自己清楚，这一步走得有多窝囊。 那十来年里，开会的时候，邓华常常坐在一边，发言轮不到他，工作需要他签字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个人。有的干部原本在部队跟他共过事，一抬眼就认出了，可脸上的表情硬是装出一副“陌生人”的平静。谁都怕沾上“右派分子”这四个字，把自己的前途搭进去。 一九六二年那回进京开会，就是这样的光景。机关食堂里，别的桌子闹哄哄，端着工作餐坐得满满当当，只有角落里一张小桌，孤零零坐着邓华，低头扒饭。旁边路过的人，脚步不慢不快，眼神却很一致，从他身上轻轻滑过去。 许世友推门进食堂，看见这场面，脸当场就黑了半截。这个出身少林，后来在红四方面军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上将，本来就直来直去，心里不痛快，动作比话还快。他招呼秘书去拿一瓶茅台，提着酒就往角落那桌走，边走边喊：“老邓，吃什么好吃的呢，来，咱喝一口。”声音又高又亮，几乎压住了食堂里所有的碗筷声。 邓华抬头，愣了一瞬，很快就懂了对方的意思。这个场合，这样当众坐过来陪他喝酒，不仅是朋友，更是一种态度。许世友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把两只杯子斟满，举起杯子冲他点点头。很多人低下头去吃饭，耳朵却竖着。那一桌酒，一边是被冷落的“右派上将”，一边是大军区主官，谁跟谁站在一起，清楚。 再往前拨一点，一九五五年授衔那天，两个人是一起站在台阶上的。邓华出身中央苏区，从长征一路打到解放战争，再到朝鲜战场，战功摆在那里，是“双红一”名将。抗美援朝后期，彭德怀回国，他扛起志愿军代司令员的担子；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许世友赴朝，两人这才在战场上形成清楚的上下级关系。 许世友的路子有点不一样。少林寺练过功，后来进了红四方面军，作战一向猛，脾气也不藏着掖着。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好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一九六九年九大上还进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副国级领导人。不少人说他“横着走路”。 仕途的分岔口卡在一九五九年。一个从此被打到角落，一个一路往上爬，两人的位置越拉越开。可在许世友眼里，邓华不是那顶帽子，也不仅仅是四川副省长，而是一起打过仗、在朝鲜战场上配合过的大将。他说话粗，记人记得细，谁在关键时候说了什么话，心里记着。 邓华回到军事科学院那年，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听到消息，是真替老战友高兴。他自己忙着抓部队建设，后来又扛起东线部队总指挥的担子，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肩上的牌子越挂越多，对当年在食堂那桌酒的印象反而更深。 时间拖到一九八〇年，两个人都到了晚年，一个被腿病困在中山陵八号的小院里，一个在上海的病房里跟病魔耗着。南京这边等着对方来敲门，上海那边连下楼都成问题，两地之间隔着的不光是几百公里的路，更是一层没人捅破的误会。等消息传到南京，说邓华在上海病逝，体重只有八十多斤的时候，许世友沉默了很久。 那句“老邓不够意思”，算是彻底砸在心里，再也收不回来了。能一起扛着子弹往上冲的，凑不出几个；能在最难的时候，端着酒壶走到角落里喊一声“老邓，喝一口”的，更少。后来提起这两位上将，有人爱说谁升得高，谁摔得重，也有人记得的，是那间食堂里，两只悄悄碰在一起的酒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