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马寅初给毛主席提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建议，咱们要不要考虑计划生育，控制一下人口。毛主席却强烈反对，当场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绍兴。 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接近七十岁，没有退居一旁，而是加入新政权，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53年，他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 全国一片“多快好省”的口号，钢铁、粮食被当作硬指标，他却盯着人口，认定这笔账如果算错，将来吃苦不会只在一个部门，而是整个国家。 他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开展全国人口普查。1953年上半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启动，同年11月1日公布结果：截至6月1日午夜，全国人口为6亿，比几年前增加了1亿多。这组数字看上去热闹，他心里却发紧，和平时期人口长得这么快，迟早要压在生产、住房、粮食上。 古稀之年的校长没有守在红楼办公室。他带着助手和学生跑基层，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还去上海看工商业。 一年接一年跑，1954年，他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走访10个县、2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人口、耕地、口粮一项项对照。写调查报告时，他连用三句“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 这些结论，他没有闷在抽屉里，而是拎着材料去找老朋友说理。 邵力子、李德全、柳亚子、马叙伦、李达，都被他拉着听过那句话：再不赶紧采取措施，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身上会背上一只极其沉重又难以摆脱的包袱。 1955年，他把思考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递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把这笔人口账堂堂正正摊在台面上。 高层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刘少奇召开会议，发表《提倡节育》的讲话，明确赞成控制人口增长。会上，马寅初又强调，人口问题千万不能大意，现在不努力，将来要后悔。 毛主席那边，更相信“人多力量大”。 那句“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的说法在不少干部心里扎根，“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很快变成顺口成章的一套逻辑。 1957年春，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当着毛主席再算一遍账：根据1953年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如果按年净增千分之二十推算，15年后大约要到8亿，50年后有可能逼近15亿。这不是危言，只是照着数字往前推。 他说，人口太多是致命伤，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当场表示赞同。 毛主席听完，笑着说，人口是不是也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研究，可以试验，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下，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为学术讨论留了一个口子。 马寅初心里一宽，抓紧把多年研究系统整理，几个月完成《新人口论》，再次以提案形式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人民日报》用整版全文刊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位北大校长一时间成了“敢替国家算长远账”的代表人物。 局势翻转得很快，《新人口论》被扣上帽子。 1958年下半年，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铺开。 他反而把话说得更硬：“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他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中的任何一位，当面把人口账讲清，这个请求始终没有批下来，只传出一句话，说可以让他继续写文章同我们作战，他是很好的反面教员。 1959年夏天，全国人大视察团外出视察后回到北京，周恩来代表中央找他谈话。 周恩来提起两人1938年在重庆相识的往事，又说他比自己年长16岁，一直被当成师长，这一次就算求他一回，希望他写一份深刻的检讨，这样他好，大家也好，也算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马寅初只留下那句：“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马寅初。” 后来，他写出《重述我的请求》，公开声明自己对人口理论有把握，学术尊严不能丢，哪怕年近八十，也要单枪匹马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只会以力压人、不讲道理的批判者投降。 毛主席看了，对秘书口授评论，说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算是孤胆英雄，又说他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提起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替“外国祖宗”捍卫到底，只好在组织上请他下马，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这件事不能手软。 后来，风向再度转变。 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1982年5月14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当年被人笑作“杞人忧天”的一串数字，后来一行行写进中国人口统计表，像是迟到多年的回应，默默立在那一代争论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