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得知这个任命后，邓宝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去甘肃，而是先学习一段时间。毛主席看了来信后，把邓宝珊请到中南海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在天安门城楼亮相没多久，任命书从北京送到西北，说邓宝珊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他看完文件，眉头反而紧了起来。几十年都在旧军界里摸爬滚打，身上的那套习气还没来得及褪，他担心自己照旧路数办新事情，既误事也误人。 想来想去，他动笔给毛主席写信。 信里只有一个意思：甘肃愿意去，但想先到北京学习一段时间，把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和办事规矩弄明白，再下去接班。 信送进中南海，毛主席看过之后，没有只在底下批个“照准”，而是把他请进来见面。 往前翻，他和这个新国家的关系，从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 一八九四年，他出生在甘肃天水一个清苦人家，正好是甲午那一年。十四岁，他离开家乡到伊犁当兵，十六岁加入同盟会，在新疆伊犁起义里扛起了枪。 清朝垮台之后，局势并不安稳，他又先后参加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一直站在反对复辟的一边。 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邓宝珊看到这份主张，心里是赞同的，当场表态支持，还亲自跑到晋冀鲁一带做工作，劝人别再窝里斗，家门口都快被日本人踹烂了，还在自家兄弟身上使劲，说不过去。那时候他还不是中共党员，只是凭着对国家前途的判断，选择站在这边。 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八项主张，要停内战、联共抗日。 邓宝珊权衡许久，站在他们这一边，主张和平解决。他看得很清楚，真要打穿了，最先倒下的是战士和老百姓。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雏形，他算不上舞台中央的人，却帮着把局面托住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他被调去榆林驻防。 榆林挨着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外沿，又被国民党顽固派当成封锁边区的前沿阵地，远处还有日军盯着这条线。 邓宝珊心里明白，陕甘宁边区对全国抗战的重要性，守错地方就等于给敌人让路。 国民党上层多次下令封锁边区、制造反共摩擦，他接到电报，在执行时却拧了个方向。 一面公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面吩咐部队维护边区通往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干部、伤病员和物资来往，不乱设卡，不借封锁为难人。他嘴上不多说，脚下替边区留出了一条命脉。 从一九三七年起，他在榆林一守就是十多年，国共有了摩擦，他出来说合，对着日军，他扛着北线防务。八路军主力背靠陕甘宁向华北、华中敌后推进，根据地一块块长起来，榆林这一环始终没有塌。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延安发来一封信。毛主席在信里提到，前年时局转换时邓宝珊“尽了大力”，自己和同志们不会忘记，又写下那句话：八年抗战，他“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一个不在党籍里的老军人来说，这样的评价足够明白。 同一条时间线上，还有一块让他终身难忘的伤疤。 一九四一年六月，日本飞机轰炸兰州，那座后方重镇在炸声里颤抖。 他的夫人崔锦琴和子女，在这次空袭中遇难，一家四口同日葬身瓦砾。 消息传到榆林，他还在防线，来不及回家，家里已经空了。那几天，他把自己关在桃林山庄的办公室，几乎不吃不喝，旁人只能在门外干着急。 这件事在别人眼里是一桩惨剧，在他心里则成了一块压了一辈子的石头。 日子逼着人往前走。等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在世界面前站直了腰，他回头看自己的一生，常对身边人说，生在甲午那年，算是生在忧患里，也算一路在忧患中熬过来，如今能亲眼看到中华民族不再任人欺负，是这一生最安稳的慰藉，也是最有底气的自豪。 所以那张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任命书放在桌上，他才会先想到“学习”二字。 清末到民国，他见过太多旧路走到头的样子，知道许多老眼光和老脾气在新中国得收起来。 甘肃不只是一个官位，而是新政权版图上的一块要紧地方，安民心、推政策，不能靠拍脑袋。 与其端着资历直接落位，他宁肯先在北京听一听、学一学，把新中国这套道理吃透，再下去当那个“甘肃主席”。 毛主席把他请进中南海，两个人面对面把话讲开。 外界只看见最后的画面：这位从天水穷巷走出来、在伊犁军营里摸打滚爬、在护国护法里站过队、在西安事变里押过和平、在榆林守住北线、在兰州空袭后咬牙挺住的老军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甘肃的掌舵者。 中间没有什么巧合，也谈不上捷径，只是一桩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把他一点点推到新中国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