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冬至的南京，寒风下的灵谷寺，55岁的曾昭燏身着素衣，在九层灵谷塔下将一包苹果递给司机，轻声叮嘱“口袋里有重要物品，别丢了”。 这位南京博物院第二任院长、新中国首位女考古学家，独自登上66米高的塔台，几分钟后，一个决绝的身影划破天际。 悲剧发生后，人们在她大衣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只有八个字：“我的死，和司机无关”，而办公室桌上那封致院领导的信里，“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国家”的字迹，更是浸透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无尽悲凉。 曾昭燏的死，是个人风骨与时代浪潮碰撞的悲剧。 作为曾国藩曾侄孙女，这个“封建官僚后代”的标签，在特殊年代成了她甩不掉的原罪。1957年，二哥曾昭抡，那位时任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被划为右派，政治风暴的阴影瞬间笼罩在她心头。 此后数年，南博的墙上贴满针对她的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至，要求她写的检查在桌上空了数日，一字未动。 这位留洋归来的考古学家，骨子里有着知识分子的刚烈与骄傲，她参与发掘南唐二陵、主持沂南古画像石墓考古，用德式探铲在云南苍洱密林里命名“苍河文化”，让中国考古首次实现科学发掘，却在无端的批判中看着自己的学术成就被全盘否定。 更致命的是严重的抑郁症，1964年3月她入住丁山疗养院，可即便在病中，“逼迫问询没有停止，以至于她心力交瘁，但求速死”。 当全国人大代表证书送到手中时，她苦笑着对同事说：“这个也救不了我”，彼时的她，早已被政治压力与精神病痛推向了绝境。 在南博丑闻备受关注的当下，尤让人感叹的是，这位将一生献给文博事业的学者，与江南收藏世家庞家的渊源，恰是她生命中一段温暖却最终成了催命符的插曲。 作为“北张南庞”的代表，庞莱臣毕生收藏的阎立本、赵佶真迹早已名满天下，1949年去世后，孙子庞增和继承了部分珍品。 1959年，在国家文物征集的号召下，庞增和决定将137件“虚斋旧藏古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江南春图卷》。 曾昭燏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交往：1959年2月26日“各方面的人来看苏州庞家捐赠的画”，3月11日“起公文稿致谢苏州庞增和捐献古画”，此后数年，两人在南京与苏州多次相聚，1962年12月6日，她亲赴南京的授奖大会，将亲笔题写“传承文脉”的烫金奖状递到庞增和手中。 她在给庞增和的感谢信中写道：“你和你的家属这种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以及舍私为公、支援国家文化事业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我们一定好好保存这批古字画，并在一定的时候展览出来”。 这份惺惺相惜的信任，让庞增和在1963年再次捐赠明清人手札，甚至其祖母还特意赠药给患病的曾昭燏。 为表谢意，曾昭燏在南京高档餐馆宴请庞家，这本是文博界与捐赠者的正常往来，却被有心人扣上“大吃大喝”、“腐朽堕落”的帽子，成为批判她的新罪证，让本就步履维艰的她雪上加霜。 曾昭燏以极端方式守护了最后的尊严，而她与庞家共同珍视的捐赠文物，在六十年后竟成为揭开南博丑闻的导火索。 根据南博出示的鉴定记录，1961年张珩、谢稚柳等专家认定《江南春图卷》为“伪作”，1964年6月再次鉴定维持结论，彼时曾昭燏正因抑郁症疗养，并未参与其中。 谁也没想到，这份鉴定结论竟成了后来利益输送的遮羞布。 1997年，时任南博副院长的徐湖平在《藏品拨交/处理报批表》上签字，将这幅“伪作”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四年后，该画以6800元的“白菜价”被“顾客”买走，而当时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正是徐湖平。 左手掌控审批权，右手掌控变卖渠道，这场“左手倒右手”的操作，让庞莱臣旧藏的珍宝悄然流入私人手中。 2014年，同为“伪作”被处置的赵光辅《双马图》以230万元成交。2025年，《江南春》更是出现在拍卖市场，估价高达8800万元，画中庞莱臣的专属印章清晰可辨。 更令人愤慨的是，庞家后人庞叔令2024年致函南博要求查看藏品现状石沉大海，直到诉诸法律，才发现1959年捐赠的137件文物已数量不符，部分“伪作”的处置从未通知过捐赠者。 当曾昭燏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位终身未嫁，喊出“此即我夫，此即我子”的女院长，曾立下铁律：“凡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 她将自己的清代瓷器无偿捐给国家，工资积蓄悉数支援抗美援朝，即便在被批判的日子里，仍坚守着“保护文物、公之于世”的初心。 可如今，南博某些败类却将捐赠者的赤诚当作敛财的工具，将不负责任的鉴定当作违规操作的借口，让“传承文脉”的承诺沦为空谈。 曾昭燏当年为保护852箱国宝拒绝迁台，写下“运台文物若损，罪在千秋”的誓言，而现在，那些留在大陆的珍宝却在体制内遭到蚕食。 曾昭燏在给庞增和的信中承诺“好好保存这批古字画”，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承诺，更是所有文博机构的使命。 所以，曾昭燏用生命写下的警示不应被遗忘：当权力凌驾于规则之上，当贪婪取代了敬畏，受损的不仅是庞家这样的捐赠者，更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