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的指挥很多人讨论，到底是陈毅在前线挥斥方遒，还是粟裕在幕后操盘全局？这个问题之所以有争议，无非是混淆了事情，只要把过程、细节摆清楚，自然水落石出。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20多万人龟缩上海，蒋介石给的任务是“死守待援”，实则是要抢运黄金白银和重要物资到台湾。为了守住这个“钱袋子”，汤恩伯搞出了一套号称“斯大林格勒第二”的防御体系：市区内外修了40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万多个野战工事，还铺了2万多颗地雷，阵地周围1000米内的民房、树木全被拆光，形成毫无遮挡的射界 。 更要命的是，敌军有30多艘军舰、120多架飞机支援，海陆空协同防守，而我们的要求是“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不能用重炮轰、炸药炸，这简直是“瓷器店里打老鼠”，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三野的部署很明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定大方向，具体的作战筹划、兵力调配、战术调整，全交给三野前指负责，而三野前委书记正是粟裕，参谋长是张震。 从4月底开始，粟裕就在反复推演作战方案，最终放弃了“围而不打”和“直接攻市区”两个选项，敲定了“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先打吴淞口，切断敌军海上退路，把敌人引出市区再歼灭，这样既能全歼守军，又能最大程度保护城市。这个方案看着简单，实则藏着大智慧，后来的战役进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5月7日，粟裕和张震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8日就得到批准，10日便签发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12日战役正式打响。一开始的外围战斗打得异常惨烈，10兵团打月浦、刘行，9兵团攻浦东，敌军依托地堡群和海空火力死守，我军伤亡不小。28军攻打刘行国际电台时，付出8000多人伤亡才拿下阵地，29军攻月浦，40多个小时的白刃战下来，团级干部就牺牲了2个 。 面对这种局面，粟裕没有硬拼，而是在5月16日连夜下发战术指示，让部队改用“近迫作业”，挖战壕逼近地堡，再用火力、爆破、突击的锥形战术，逐个敲掉孤立碉堡，再收拾群堡。战术一改，战局立刻扭转，部队伤亡大幅下降，很快就拿下了月浦、杨行等外围据点。 粟裕的指挥艺术，关键在“随机应变”。5月23日，前线侦察到汤恩伯已经跑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正指挥部队偷偷撤退，苏州河以南市区只剩5个交警总队驻守。粟裕当机立断，把原定的三阶段总攻计划压缩成两步，命令全线发起总攻，不让敌人跑掉。 这时候，之前增调的23军、25军刚好赶到，10个军从四面八方压上去，形成合围之势。浦东战场上，30军军长谢振华堪称神速，得知敌51军刚进驻川沙，连夜带队奔袭百余里，趁敌人立足未稳发起攻击，不仅端了敌军部，还俘虏了中将军长王秉钺，整个战斗只用了不到两天，歼敌8000多人 。 高桥战役中，敌军调来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增援，30军、31军在没有重炮支援的情况下，硬顶住了敌军的多次反扑，直到特种兵纵队的重炮赶到，才彻底封锁黄浦江面，切断了敌军的海上逃路。 市区作战更是考验指挥智慧。27军挺进到苏州河南岸时，被北岸百老汇大厦等高楼里的敌军火力压制，多次冲锋都没能突破。战士们情绪激动，要求用重炮轰击，但粟裕早有严令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炮和炸药，要保住城市。 27军军长聂凤智只好改变战术，一边派部队迂回穿插，一边通过地下党联系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经过谈判，刘昌义率4万多人起义，苏州河以北市区不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 那陈毅在这段时间里在做什么？他在丹阳忙着“接盘”的准备。作为总前委成员，陈毅的分工是统筹战后接管，从4月底开始，他就和邓小平、饶漱石一起，组织5000多名接管干部集训，教他们怎么管市政、财经、文教，还制定了“不入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规矩，甚至细化到“不准在市区买东西、不准借老百姓的锅碗瓢盆” 。 战役期间，陈毅确实在5月23日给前线军长们打了电话，强调“要军政全胜，尽量减少人民损失”，但这只是战略层面的要求，并不是具体的战术指挥。根据《陈毅传》记载，他5月25日才从丹阳赶到苏州，26日晚才进入上海，而此时苏州河以南已经解放，剩下的只是和刘昌义谈判、搜剿残敌。 有人问，5月21日的总攻击令上有陈毅的署名，这不就是他指挥的证据吗？其实这是当时的军事惯例，陈毅是三野司令员，按程序重要命令必须署他的名，但起草、下发、调整全是粟裕和张震在苏州指挥部完成的。 《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阵中日记》明确记载，5月25日一天之内，粟裕就给9、10兵团发了3次具体指示，一会儿调兵巩固高桥阵地，一会儿安排部队穿插截断敌军退路，这些实时性的指挥工作，远在丹阳的陈毅自然不参与。 这场打了16天的战役，最终结果是：歼敌15.3万余人，其中俘虏10.7万人，击毁缴获坦克60辆、火炮1370门，而上海的工厂、医院、学校基本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