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孙玉田，是军长孙良诚的堂弟。这两个堂兄弟，最后的结局却各不相同。 孙良诚的外号“孙三头”在西北军里无人不晓——不是说他有三个脑袋，而是指他在国民党、共产党、日伪三方之间都能插上话，兜里总揣着三本不同封面的通讯录，见人掏哪本全看对方军装颜色。 孙玉田的腰间，常年挂着一把黄铜柄军刀，刀鞘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忠”字。这是孙良诚送他的，说“堂弟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每次部队开拔，孙玉田都要先摸一摸那把刀，仿佛那是堂哥给他的护身符。 1948年11月的淮海平原，寒风吹得枯草呜呜响。孙良诚的部队被解放军围在陈官庄，电台里蒋介石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而一封盖着红色印章的劝降信，正躺在孙良诚的办公桌上。 中共特工周镐穿着一身伙夫服，混进了包围圈。他看着孙良诚把劝降信翻来覆去地看，手指在“起义”两个字上反复摩挲。“孙总司令，识时务者为俊杰。”周镐的声音压得很低。 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响。孙玉田踹开椅子站了起来，军刀拍在桌上：“堂哥！咱们跟共军打了这么多年，投降了还有活路？”他脖子上青筋暴起，刀鞘上的“忠”字被灯光照得刺眼。 孙良诚没理他，反而给周镐倒了杯茶：“我考虑考虑。”可当晚，他就偷偷给徐州发了电报，要蒋介石“速派援兵，职愿战死沙场”。三天后，蒋介石的亲笔信到了，孙良诚看完，把劝降信扔进了火盆。 部队刚往徐州开了二十里，就被解放军堵在了一条河沟里。孙良诚举着白旗走出来，脸上堆着笑：“我投降！我起义！”他拉着周镐的手不放，“周先生，我还有个大功要立——我去劝降刘汝明，他是我老兄弟！” 周镐信了。可他们一进刘汝明的司令部，孙良诚突然变了脸：“刘兄，我是被迫的！这些共匪挟持我！”他指着周镐，眼睛都不眨一下。 那把刻着“忠”字的军刀，此刻正插在孙玉田的腰间。他带着261师拼命往徐州冲，想给堂哥解围，却不知道堂哥早已成了“功臣”。11月14日清晨，解放军的冲锋号响起时，孙玉田还在喊“跟我冲”，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他倒在地上，军刀从腰间滑落，“忠”字沾了泥，再也看不清。 孙良诚以为卖了周镐就能高枕无忧。可刘汝明转头就把他送到了南京，蒋介石看着他，冷冷地说：“反复无常之人，留之何用？”大牢的门“砰”地关上，孙良诚的政治生命，比孙玉田的命还先结束。 1951年，苏州监狱里，孙良诚躺在病床上，嘴里还在念叨：“我没错……我只是想活着……”可墙上贴着的布告写得清楚：汉奸、叛徒、出卖革命同志。他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算尽了每一步，却还是掉进了深渊。 有人说，孙玉田要是当时跟着起义，或许能当个团长；也有人说，孙良诚哪怕对周镐有一丝真心，也不至于落得如此。可历史没有如果。 孙良诚总说“良禽择木而栖”——可每根木头他都只啃一口就扔，最后连个落脚的树桩都没剩下。孙玉田把“忠”字刻在刀上，却没看清效忠的是豺狼还是猛虎，最后成了陪葬的祭品。 那把军刀后来被收进了博物馆，刀鞘上的“忠”字磨得只剩浅痕。旁边的说明牌写着：同一个时代，两种选择，两种结局。 或许这就是历史最公正的地方：它不看你多聪明，只看你走的路直不直；不在乎你喊什么口号，只在乎你到底做了什么。 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孙玉田，是军长孙良诚的堂弟。这两个堂兄弟，最后的结局却各不相同——一个死在战场的愚忠里，一个烂在牢房的背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