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被软禁已有7年的张学良托人向蒋介石传话，索取一根钓鱼竿。戴笠不明就里，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回答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 军统的看守们记得，那个曾经的少帅，总在清晨的溪边一坐就是半天——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粗竹竿，泥鳅做饵，眼神比溪水深。 他向来用粗糙的竹竿，从不用日货或精致渔具，那是他的倔脾气。沅陵的鳜鱼肥美的时候，他会把钓来的鱼分给看守，看着他们吃得高兴，自己却很少动筷——仿佛鱼只是传递某种信号的媒介。 蒋介石接到请求后，没从重庆本地找，特意让人挑了根美国产的伸缩鱼竿。银灰色的金属竿身，按下按钮就能拉长缩短，在当时算得上稀罕物。 张学良接过竿时，阳光正照在他脸上。他没看送礼的人，双手握住竿身，猛地向膝盖上一压，“咔嚓”几声，鱼竿断成三截。他把断竿递给身后的赵一荻，声音像溪边的石头一样硬：“他要我屈伸，我偏不。” 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送抵贵州修文算起，这已是第七个年头。军统的档案里记着他的转移路线：湖南永兴的潮湿、郴州的闷热、沅陵的雾气，每处三五年，看守换了一波又一波，只有监视的眼睛从未离开。 即便如此，他没断过读书，日记写了一本又一本，字里行间全是家国旧事。有一次，他主动要求给旧部鲍文樾写信，军统截获后呈给蒋介石，蒋只扫了一眼：“他要的不是信，是外面的风。” 两年后的春天，莫德惠带着蒋介石的“慰问”来到贵州桐梓，递上一块锃亮的怀表。张学良捏着表链，表盖“啪”地弹开，他忽然笑了：“你们管了我10年，今天才给我时间看？”莫德惠的脸瞬间红到脖子根，半天说不出话。 那年秋天，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软禁地。张学良翻出一个旧木盒，里面是1934年在巴黎买的欧米茄金表——表背刻着“东三省1931”，字迹已有些模糊，却比任何勋章都沉重。他托人把表送给蒋介石，没附一字。 蒋介石收到表时，正在重庆官邸看地图。他摩挲着表壳，想起1931年的沈阳，想起西安的那个冬夜。几天后，张学良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1946年的年历，还有一双绣着兰草的布鞋。话没一句，意思却明了——旧账，还得慢慢算。 1946年的重庆歌乐山，枫叶红得像血。张学良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押上了去台湾的船。高雄西子湾的海浪声，成了他接下来几十年最常听到的背景音。 1990年的新竹，91岁的张学良拄着拐杖，在蒋纬国的“同意”声中，第一次踏上离开台湾的飞机。47年，比他前半生还长的软禁岁月，终于在舷窗外缩成小点。 夏威夷的阳光比贵州的雾气暖得多。晚年的张学良住在海边小屋，每天清晨还是会去钓鱼——用的仍是普通的竹竿，身边没有看守，只有《旧约》和赵一荻的笑声。 他再也没向谁要过鱼竿，也没再送出任何刻着字的表。钓鱼竿从试探的信号，变回了钓鱼本身——就像他从被软禁的少帅，变回了只想看海的老人。只是偶尔，海风吹过的时候，他会想起沅陵溪边的那条鳜鱼，想起折断的美国鱼竿，想起那些用沉默和物件说话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