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南巡抵达杭州后，陈励耘前往迎接，看到毛主席对他态度冷淡后，他就深感不妙，之后毛主席更是直截了当的说一句话，让他吓一跳！ 1971年，毛主席南巡到杭州，专列进站，汽笛一停，站台一下子安静下来。 陈励耘站在最前排，军帽压得很低，等人下车的那几秒，心里一直在打鼓。毛主席沿着队伍走过来，目光一张张脸扫过去，和许多人点头说话，到了他面前，只淡淡看了一眼，开口就是几句问得很直的情况，声音不高，话头却重，让旁边人都听出味来。 这种冷淡，不像一时兴起，更像一把攒了多年的尺子忽然压了下来。 毛主席和杭州打交道已有几十年，看干部从不光看台上站得多挺，更看在土地上、在江堤边、在巷子口，究竟做过些什么。 时间往前推到1921年。 那年夏天，28岁的毛主席还在长沙，一边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主事，一边又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和负责人，还兼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6月，上海来信，请湖南派2名代表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9日，他和何叔衡从长沙出发，7月初到上海，代表们还没到齐，他顺着已经通车20多年的沪杭铁路，坐四五个小时火车跑到杭州，再去南京访友，让西湖、浙江新学、秋瑾、蔡元培这些名字，从纸面落到眼前。 后来一大从7月23日开到8月初，通过党的纲领，选出中共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代表刘仁静记得，毛主席在会上话不多，下了会就在屋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像个闷头读书的人；会后又在西湖边远远看见毛主席，穿着长衫、打着伞，只点点头就走开。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起，一大开会前是“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此后几十年，他来浙江、杭州50多次，在这里待了780多个日夜，干脆把杭州叫作“第二故乡”。 1953年12月27日，他带宪法起草小组来杭州，路上就讲，治国得有一部“大法”，这趟来，就是为了起草宪法。 他住在刘庄1号楼，办公在北山路84号30号前的平房，1954年1月9日开始起草，每天下午3点左右从刘庄出门，绕西山路、岳王庙赶到北山路，对稿常常一干到天亮，饭菜一直很简单，一小碗饭、一只馒头、一盘辣椒、一盘青菜、一碟肉、一小碗汤，稿子有进展就报北京，由中共中央讨论后再回杭州修改，3月14日晚离开杭州，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西湖稿”在其中打了底子。 1954年1月14日清晨，他熬完通宵，提出来去新登县看看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杭州的路上，他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第一要紧的事，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不能被撇开，那种心里没农民的习气得丢掉。 1954年1月下旬，他对叶子龙和王芳说，要去看钱塘江。 王芳以为是看潮，他当场纠正，说不是看潮，是看江堤，第二天车子沿杭沪公路过七堡，在离堤脚六七十米的地方停下，他穿着大衣走上石块砌成的堤顶，顶着江风沿堤走了一里多，盯着堤身和江水看。 之后几十年，照着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农田水利的要求，杭州市、浙江省陆续培修、加固、新建海塘和江堤1400公里，围涂60多万亩，建成钱塘江两岸170多公里高标准防洪海塘，其中包括按500年一遇标准修的主城区海塘。 1958年1月5日，他第二次杭州会议结束后准备离开，又抽出半天看城里城外。 上午要看卫生，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提到小营巷，这条南宋时就有禁卫军小营驻扎的老巷子，解放前垃圾成堆、蚊蝇乱飞，霍乱、痢疾、疟疾等病流行，被叫作“鬼的世界”。 解放后，居民响应号召搞爱国卫生，办托儿所、红十字站，修小营公园，栽树种花，从1955年起，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人，1956年被评为杭州市卫生模范单位。 那天他走进巷子，看到街头巷尾干干净净，大门擦得发亮，上面贴着写有“清洁”的红纸条，在61号墙门问住了几户，程瑜说“10户”，他接着问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大家抢着说没有。 从小巷出来，他又去了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 一进试验大楼，就看见走廊上摆着一部淡绿色双轮双铧犁，他弯腰细看，问所长楼宇光是不是他们改进的；这东西从国外引进，在北方推广得快，在南方水田里毛病不少，浙江省农具管理局和农科所对原设计做了3处改动，试用效果不错，周恩来在半个多月前视察时已经向他作过汇报，他就在会议室里提议设一个专门搞农具的部门，当着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的面问“赞成不赞成”，听到“赞成”，让他们向省委提建议。 这些年份、这些数字摊开看，是1921、1953、1954、1958在杭州连成的一条线。 合起来看，就是毛主席在这座“第二故乡”反复丈量的路线 1971年南巡到杭州，落在陈励耘身上的那句让他“吓一跳”的话，说到底只是这把尺子，忽然在站台风口上亮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