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西一名中年男子去旧货市场淘书。突然，他被旧书中滑落的几张泛黄的纸片吸引，后来，居然找出了84张这样的黄纸。他激动地问摊主：“老板，怎么卖？”精明的摊主狮子大开口：“3000元！”没想到，男子说：“行，帮我保管好，我马上去筹钱！” 王艾甫1941年生于山西左权县，那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村里人靠天吃饭，生活条件有限。他从小帮家里干农活，接触到一些革命故事，18岁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入伍后，他跟随部队执行各项任务，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实战考验。服役期间，他所在单位参与过边境防御和国内建设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19年后，他于1981年退役，转入地方检察系统工作。在检察岗位上，他处理过众多民事和刑事案件，注重事实核查和档案管理。工作之余，他开始收集战争时期的旧物，如老报纸和纪念章，这些物品让他对历史事件产生兴趣。退休前，他已整理出不少资料，存放在家中简单柜子里。1996年退休时，他每月收入300元，生活简朴，继续保持收集习惯。这段经历让他对战争遗留问题有独特认识，他常常翻阅旧资料，核对姓名和事件细节。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妻子和子女支持他的业余活动，但经济压力始终存在。他坚持这项爱好，逐步扩展到走访老战友和查阅地方档案。 太原旧货市场是当地常见的地方，出售各种二手物品，包括书籍和纸张。王艾甫那天去那里寻找历史文献，在一个摊位上翻看堆积的旧书。从一本手写册子中，他先看到几张泛黄纸片滑出，后来从四本册子中总共找出84张阵亡通知书。这些册子记录了太原战役中866名烈士的姓名、籍贯和基本信息。摊主注意到他的关注，开价3000元，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几年收入。王艾甫同意后，离开摊位去联系朋友借钱，一个多小时后返回支付。他将册子和通知书带回家中，仔细保存起来。这批资料来自解放战争时期，未曾寄出的通知书成为关键线索。他随后去民政部门核实，确认资料真实性。这些通知书涉及多个省份的烈士家属，地址多已过时。他开始按册子信息写信尝试联系，但多数无回应。这件事让他投入更多时间到寻亲工作中，逐步扩展范围。 寻亲过程从1996年开始，王艾甫先通过信件方式联系通知书上的地址。许多地名在解放后变更，导致信件退回。他亲自去烈士陵园抄录碑文，用纸笔拓印模糊字迹，带回上百张记录进行比对。十年间，他没有收到任何家属回音。2005年，他携带资料找到报社，新闻刊登后引发社会关注。湖北一个村庄来电，确认郝载虎为当地人，地址因错别字和改名而失效。王艾甫随记者前往，村民领取通知书。次年，内蒙古朱敏联系，孙耀为其姥爷。王艾甫核对信息后去孙家，孙秀峰确认父亲详情。她曾为寻父徒步山西，摔断腿。手续办理时，民政局推诿，经媒体报道后解决，相关人员受处分。孙秀峰领取烈士证那天，镇上挂起红布条。她紧握军属证，贴在胸前。类似情况陆续出现，霍小山女儿确认父亲信息，陕西一位老太收到丈夫通知书后，安排合坟事宜。这些案例让王艾甫的努力得到认可。 社会响应逐渐增多，出租车司机认出王艾甫后拒绝收费，学生利用假期帮忙查阅资料。大学老师组织学生建立网站，将8000多名烈士信息上传网络。浙江一位老板自费跑遍20多个省份，按册子地址核实信息。十年中，王艾甫发出56张通知书。他将收集的抗战史料捐给左权县纪念馆。2009年，他与几名退伍老兵组建工作室，使用电脑输入资料。老花镜下，他们敲击键盘，整理信息。工作室成员年龄偏大，最年轻者75岁。他们核对山西和河北七个战场的两万多名未寻亲烈士姓名。每当网站出现新线索，他们集体查看，撰写回信。王艾甫个人花费超过20万元，用于旅行和资料复印。他帮助修复荒废烈士坟墓，添加姓名墙。这些行动让更多烈士身份得到确认，家属获得应有待遇。他的坚持影响了周边人，许多志愿者加入寻亲队伍。 到2023年，王艾甫已83岁，寻亲工作持续27年。他累计行程30多万公里，将52份阵亡通知书送到烈士亲属手中，并帮助200名烈士确认身份。工作室继续运作，老人群体面对电脑屏幕，处理新线索。寻亲难度增大，因为时间久远，家属信息不易获取。他忧虑接班问题，但未停止努力。媒体多次报道他的事迹，光明网和中国日报等平台刊登相关内容。民政部门提供部分支持，志愿者网络逐步形成。他的工作让太原战役历史得到更多关注，烈士事迹融入地方教育。年轻一代通过网站了解这些故事，参与核实工作。王艾甫的经历成为退伍老兵奉献的典型，许多人从中汲取动力。他的家庭生活保持低调，子女偶尔协助整理资料。这项事业让他晚年充实，连接过去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