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长苏杰生多次呼吁，要把英语设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三门官方语言。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从最初的“上海五国”机制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个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的大家庭了。 语言，在国际组织的运作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它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凝结着文化基因与权力结构——一个组织选择何种语言，往往暗示着其价值取向与战略路径。 印度国内的语言图景堪称复杂，尽管印地语被定为第一大母语，英语却在政府公文、商业谈判与精英圈层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连接这个多民族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隐形桥梁”。 这个自视为“领导型大国”的南亚国家，近年来在多边舞台上动作频频，从G20到金砖机制，无不在寻求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的身份转变。 上合组织的诞生，本身就是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一种补充——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为核心的“上海精神”，吸引着越来越多渴望多元合作的国家加入，从最初的五国到如今的十个正式成员国，版图不断扩容。 其官方语言定为汉语与俄语，并非偶然。中国与俄罗斯作为创始成员国，是组织发展的双引擎；而中亚成员国在历史长河中与俄语文化深度交融，俄语至今仍是区域内重要的交流纽带，这种选择本质是对历史经纬与现实需求的双重尊重。 苏杰生给出的“增加包容性”“便利新成员交流”的说法，看似站在组织发展的角度——确实，随着沙特、阿联酋等新伙伴的加入，上合的“朋友圈”越来越多元，这些国家与英语世界的经贸文化联系向来紧密。 但剥离表层理由，不难发现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在中俄主导的上合框架内，印度始终试图突破“普通参与者”的定位，而英语恰是其手中的一张“特殊牌”——通过将自身的语言优势转化为组织内的制度性话语权，既能提升议程设置能力，也能在无形中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嵌入组织决策。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合组织从创立之初就带着探索“非西方治理模式”的底色，它不搞阵营对抗，不依附任何霸权，这种独立性正是其吸引力所在。 若引入英语这一当前全球体系中的“霸权语言”，是否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组织的文化基因？ 是否会让其在议题设置、决策逻辑上不自觉地向西方主导的规则靠拢？ 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身份认同的象征。联合国用六种语言，折射出二战后的权力格局；欧盟选择多语言并行，体现多元一体的理念。上合选择汉语与俄语，正是其“结伴不结盟”原则的具象化——两种语言背后，是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而非单一文化的强势输出。 印度的提议，与其说是语言之争，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组织未来走向的暗流涌动。 在成员国诉求日益多元的今天，上合如何在坚守“上海精神”初心的同时回应变革呼声，考验着每一个成员国的智慧。 毕竟，真正的多边合作，从来不是语言的统一，而是理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