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坚持转兵贵州，多数人都同意，不料博古却说：没有李德的同意，你们能向共产国际负责吗？王稼祥：丢掉中央苏区、红军损失过半的责任，他李德负责吗？博古：你什么意思？毛主席：很简单，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一个德国人来做主呢？ 说起中国革命那段峥嵘岁月，长征路上的黎平会议可算得上一个关键节点。那时候，中央红军刚从湘江战役中勉强喘过气来，部队减员严重，从出发时的八万多战斗力只剩三万出头，大家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火。蒋介石那边调集了上百万军队，四面围堵，红军要是再按原计划北上湘西找红二、六军团会合，那简直就是往人家的口袋阵里钻。 毛主席一看形势不对劲，早早就提出要改道西进贵州，那地方国民党兵力薄弱，地形复杂，适合红军喘口气，重新站稳脚跟。这个建议一出，多数同志都觉得靠谱，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这些老战友一个个点头赞成。毕竟，谁也不想让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队伍再白白搭进去。 可没想到，博古这时候跳出来搅局。他一口咬定，李德因为生病没到场，这么大的决定就拍板通过，不合适，得等李德点头才行。要是李德不同意，谁来跟共产国际交代？博古这话说出口，屋里顿时安静了。李德是谁？一个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刚到中央苏区，就跟博古、张闻天搭上线，组成了所谓“三人团”，实际把红军指挥权捏得死死的。博古当时是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年纪轻轻二十多岁，从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理论一套一套的，但军事上全靠李德撑腰。 湘江一仗，更是把红军打残了，战士们趟着齐腰深的血水过江，牺牲惨重。这笔账，博古和李德能一笔勾销？ 王稼祥当时躺在担架上，腿上裹着厚厚的绷带，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弹负伤，长征路上一直没好利索。他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安徽人，1925年去苏联留学，跟博古是中山大学同学，本来关系铁着呢。可这回他忍不住了，直截了当问：中央苏区丢了，红军从八万多减到三万，这么大损失，李德负得起责吗？王稼祥这话说中要害，博古脸都绿了，反问这是什么意思。毛主席抽了口烟，慢条斯理接话：中国革命是中国人的事，为什么非得让一个德国人说了算？这话说白了，却戳破了层层的教条主义外衣。李德不通中国话，不懂红军游击战的精髓，硬要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呢？广昌战役一打，红军阵地守不住，损失上万；第五次反“围剿”更是一塌糊涂，蒋介石用步步为营的短促突击，红军被动挨打，主力被迫长征。毛主席这番话，不是空谈，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实打实分析。多数同志都觉得有道理，朱德、周恩来这些军事骨干也支持，会议最后全票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只博古一人反对。 回过头看，这事儿得从头说起。长征前，中央苏区形势就雪上加霜。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主席当选主席，推动土地革命，分田到户，农民们响应热烈，红军队伍壮实起来。可好景不长，博古1931年从上海接棒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党内斗争扩大化，肃反扩大化，基层干部被牵连不少。军事上更糟，李德一来，就废了前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改成单纯防御，红军死守阵地，跟国民党新式装备的部队硬拼消耗。结果，敌人推进到苏区腹地，红军从机动灵活的游击队，变成消耗战炮灰。毛主席早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写过，红军要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可博古、李德不听，宁都会议上还把毛主席踢出军事领导核心，只留他管政府事务。长征开始，红军大搬家式转移，后方机关庞大，行军迟缓，突破封锁线时处处被动。湘江战役，国民党四个师堵截，红军硬扛，牺牲了断后部队，幸亏毛主席坚持转兵通道，才勉强西进。 黎平会议这决定一出，红军总算喘了口气。部队渡乌江，攻下遵义，蒋介石的追兵被甩在后头。1月15到17日，遵义会议接着开，彻底清算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张闻天作反报告，系统批判单纯防御路线；毛主席长篇发言，点出进攻时冒险、防御时保守、突围时逃跑的毛病；周恩来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朱德直言，再这么领导下去，红军走不远。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主席上军事指挥岗位。会议取消“三人团”，增选毛主席进常委，新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军事小组，周恩来负责日常。博古丢了总负责人，李德彻底边缘化。这下，红军转败为胜，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甩掉国民党几十万追兵，翻雪山、过草地，到陕北会师三大主力，长征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