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甩出的25%关税宣言，与其说是一份严谨的贸易政策文件，不如说是一场单边博弈下的应急操作。

这份宣言既没有白宫配套的执行细则，也没明确界定“商业往来”的具体范畴，仅凭一句“最终且不可更改”的强硬喊话，看似剑指伊朗的贸易伙伴，实则是想用模糊规则制造博弈空间，试图以最低的政策成本，撬动各国在美伊之间的立场偏向。

也是在同一天，他还发文警示，倘若最高法院对其关税权限作出不利裁决，美国或将面临数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这波操作的核心压根不是“精准打击”，而是靠“制造不确定性来施压”。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本就层层加码，双边贸易往来几乎陷入停滞，所谓“针对伊朗伙伴”，本质就是借着伊朗这个议题，逼着各国在对美贸易的红利和对伊合作的空间之间做选择。

但特朗普明显低估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应对韧性：欧洲早就开始探索绕开单一货币的贸易路径，在能源、农产品领域和伊朗试水本币结算；土耳其、印度等国也摸索出易货贸易、第三方中转等灵活的合作模式，这些都不是被动应对的临时办法，而是主动搭建的抗风险屏障。

当贸易结算和合作模式不再受单一体系的捆绑，关税这根大棒的威慑力自然会大打折扣。

再来聊聊这场博弈背后的国内深层逻辑。

2026年11月3日中期选举步步临近，特朗普在1月6日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会议上明确表态，要是共和党输掉选举，自己恐怕会面临弹劾风险，所以才把竞选口号死死锚定在“捍卫本土利益”上。

看似自相矛盾的关税政策，实则精准戳中了蓝领选民对贸易竞争的焦虑心态。

恰逢最高法院原本定于1月9日，就他的关税权限合法性作出裁决，最终却没能如期公布结果，在这个时间点抛出对外关税议题，既能塑造出“强硬维护国家利益”的领袖形象，又能巧妙地把国内通胀高企、制造业发展遇阻的现实压力，转移到“外部贸易环境不佳”这个层面上。

但这种政治算计的代价早已浮出水面：据高盛2025年10月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关税成本最终会有55%由消费者埋单、22%由企业承担，这一政策已经推高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上涨0.44%。

2025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更是迫于物价高企的压力，宣布将软体家具、橱柜等产品的关税上调计划，推迟到2027年1月1日执行，这也足以看出关税对民生的直接影响。

这种单边操作的致命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国际贸易的双向绑定特性。

特朗普试图用“军事威慑+关税施压”的组合拳推进目标，却完全忽略了施压方和被施压方之间的成本共生关系。

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中间品，加征关税无异于给自家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涨价，“本土制造振兴”的口号难免会遭遇现实阻力。

而据报道，伊朗早在2024年1月1日就正式加入了金砖合作机制，全球有不少国家都和伊朗保持着贸易往来，要是真的全面征税，美国势必要和多个国家产生贸易摩擦，这样的博弈策略显然不具备可持续性。

制裁的效果正在持续衰减，从之前的芯片管制到能源相关限制，经过多次单边施压后，相关国家早已通过组建区域贸易联盟、搭建多元合作模式降低对外依赖，关税的实际影响力也在不断弱化。

这场博弈的走向其实早已清晰：在全球利益深度交织的大格局下，单边施压从来都不是零和博弈的最优解。

欧洲不会为了迎合美国的地缘战略考量，放弃和伊朗的能源合作空间；亚洲国家更不会因为关税威慑，就斩断多元贸易的纽带；就连日本、韩国这样的传统盟友，也在“盟友协作义务”和“自身经济利益”的天平上反复权衡。

特朗普打出的这张关税牌，本质上是用政策宣示替代了理性的博弈策略，用强硬的表态掩盖了自己对全球贸易格局的认知偏差。

当一场博弈彻底沦为单方面的成本转嫁游戏，最终很可能会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