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1934年底，那时候的中央红军，刚打完湘江战役，那叫一个惨。从江西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一场仗下来，锐减到3万出头。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减，背后是无数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当时负责指挥的博古和李德，还是一根筋，非要按原计划，直愣愣地往湘西去，要跟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个计划在地图上看，没毛病。可问题是，蒋介石也不是傻子。他早就算准了红军要去湘西，在那边布下了几十万大军，张开一个大口袋，就等着红军一头扎进去。当时的情况，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前途只有毁灭”。整个红军，就像一群在黑夜里迷了路的旅人，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追兵，头顶上还有敌人的飞机嗡嗡作响。 每一个士兵都在想，下一步，往哪儿走？ 是继续往北闯进那个死亡陷阱，还是另找出路？人心惶惶，说的就是这个光景。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县的恭城书院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就是后来历史上著名的“通道会议”。 会上，李德和博古还是老一套，坚持要去湘西。这时候，一直没多少发言权的毛泽东站了出来。他摊开地图，指着贵州方向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非要往人家的口袋里钻？” 这话在当时，不亚于一声惊雷。要知道，那意味着彻底放弃原定计划，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但毛泽东的分析切中了要害：去湘西是送死，去贵州，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脑子活络的领导，立马就听进去了。会议开下来，大多数人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就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令，命令部队立刻转向，向西进入贵州。 这就是“通道转兵”，红军长征的第一个伟大转折。 它就像在悬崖边上，硬生生给你拽回来，指了条能活命的小路。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的这个“坚决主张”，那剩下的3万多红军，可能真的就交代在湘西了。 再回头看毛主席那句“我考虑还是要往北”，是不是就有点意思了？ 刘伯承去问他的时候，正是通道会议之后，红军已经决定转兵贵州。从地理上看，贵州在西边，和“北”这个方向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刘伯承当时听了才会纳闷。 可毛主席的“北”，压根就不是指脚底下要走的路。他说的“北”，是整个红军长征的最终战略目标——北上抗日。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真的是被动逃跑吗？有这个成分，但不全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要摆脱国民党的围剿，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革命，特别是要扛起全国抗日的大旗。而当时，全国抗日情绪最高涨、日本人威胁最直接的地方，就是华北。所以，“北上”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早就定下的大方向，是长征的“初心”。 在毛主席心里，这个最终目标，从来就没变过。 但是，怎么去“北”？这就是战术和战略的区别了。李德和博古想的是走直线，一条道走到黑，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而毛主席想的，是怎么绕着走，怎么在保证能活下来的前提下，最终到达那个“北”。 去贵州，是战术上的“退”，是为了战略上的“进”。 这是典型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游击战思想，放大到了整个战略层面。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他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喘口气，发展一下自己，等有了机会，再掉头北上。 所以，当刘伯承问“我们到底要去哪儿”这个战术层面的问题时，毛主席回答的是“还是要往北”这个战略层面的方向。他是在告诉自己的总参谋长，也是在告诉全军：大家不要慌，我们只是暂时绕个路，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在北方。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全军的“魂”给稳住了。它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在盲目逃窜，我们是有明确目标的。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清醒战略头脑的能力，才是刘伯承元帅真正佩服的地方。 后来，红军转兵贵州后，召开了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再往后，就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四渡赤水。他指挥着几万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来回穿插，把蒋介石耍得团团转，最终彻底跳出了包围圈，掌握了主动权。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后来评价说，三大战役没什么了不起，四渡赤水才是毛泽東的“得意之笔”。这话一点不假。 回过头来看，从通道转兵到四渡赤水，再到最终抵达陕北，每一步都印证了毛主席在那个冬天所展现出的惊人远见。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转弯。他心里始终装着一张比所有人都更清晰的战略地图。 所以，当刘伯承元帅在1961年，用平静的语气说出那段往事时，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对自己统帅发自内心的敬佩。那是一种看透了千军万马、生死荣辱之后，对真正智慧的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