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一位农村老汉来到中南海的门口不停地张望，门口的警卫员于是上前询问，那位老汉只问：“老朱在吗？”警卫员一头雾水，随后在得知“老朱”是朱德时十分震惊，于是赶紧上报，之后竟是罗瑞卿亲自迎接他。 1960年，中南海门口。一个穿着朴素的农村老汉，在那儿来回溜达，东瞅瞅西望望，满脸的犹豫和期盼。这地儿多敏感啊，门口站岗的警卫员立马就警觉起来了，赶紧上前盘问。结果老汉一开口，把警卫员给问蒙了，他怯生生地问：“老朱在吗？” “老朱？”警卫员寻思了半天，这中南海里哪位首长叫“老朱”啊？看着老汉一脸认真的模样，也不像开玩笑。警卫员耐着性子多问了几句，老汉才慢悠悠地补充说，他口里的“老朱”，就是朱德。 这一下，警卫员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朱德，那可是咱的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首，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啊！一个普通老百姓，张口就管他叫“老朱”，这关系得多铁？警卫员不敢怠慢，立马层层上报。结果你猜怎么着？没过多久，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大将，竟然亲自出来迎接这位老汉。 这事儿听着是不是有点像传奇？但这背后藏着的东西，可比故事本身有味道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衣锦还乡，不忘故人”的剧本，它是一种精神，一种那个年代刻在骨子里的“实在”。 说白了，就是那股子“讲真话、做老实人”的劲儿。 毛主席在1945年的七大上，就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咱共产党人要讲真话，得做到三点：“不偷、不装、不吹”。你看这位老汉，他就没“装”。他没想着我得说“拜见朱德总司令”，他心里想的就是找老朋友“老朱”，嘴上说的也就是“老朱”。在他眼里，朱德首先是那个可以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然后才是那个大元帅。 这种不“装”的底气，恰恰来自于他对“老朱”的信任。他相信，就算“老朱”当了天大的官，也还是那个他认识的“老朱”。 而朱德，以及当时那一大批从战火里走出来的领导人，也确实没让老百姓失望。他们的“不装”，更是体现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这让我想起了被称为“延安五老”的那几位革命前辈，个个都是“实在人”的典范。 比如徐特立徐老，长征的时候都快六十岁了，是队伍里年纪最大的。建国后给他配了专车，他老人家不怎么坐，总喜欢走路或者挤公交。警卫员有意见，他就算了一笔账：咱国家汽油得进口，跑一趟城里的油钱，够一个农民一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了。多走走路，锻炼身体、节约开支、还能接近群众，一举三得。他跟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是老一辈的革命精神。”这话，多实在。 还有林伯渠林老，长征时是总供给部长，管后勤的。可他自己的马，大部分时间驮的都是文件和警卫员的背包。过草地的时候，缴获了一个暖瓶，宝贝得不行。可他一看卫生队里的伤病员更需要，二话不说就让警卫员送过去，还嘱咐“别再拿回来了”。在他们心里，公家的东西、别人的难处，永远排在自己前面。 这种精神，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那个时代。它不光体现在战场上、官场里，也体现在那些为国家建设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身上。 咱国家杰出的数学家苏步青，1931年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当时日本的大学高薪聘请他，他二话不说就回国了。他说：“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他带着学生们在山洞里躲着敌机轰炸，把山洞当成数学研究室。条件是苦，但心里那团火是热的。 还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那更是把“实在”和“报国”刻进了生命里。著名火箭专家黄纬禄，早年在英国实习，亲眼目睹德国导弹的威力，更坚定了他科学报国的决心。回国后，他把自己的一辈子都交给了中国的导弹事业，从“东风”系列到“巨浪一号”，他常说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国家怎么办。” 核物理学家程开甲，也是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回国。为了国家的核试验，他隐姓埋名二十多年，在戈壁滩里风餐露宿。地下核试验，辐射多强啊，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带头钻进刚爆炸完不久的试验坑道。警卫员都替他担心，他说：“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这些人，无论是元帅、科学家，还是那个不知名的老汉，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粹、坦荡、实在。他们不玩虚的，心里想的就是国家和人民，手里干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事。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朴素的信任之上。所以，一个农民敢直呼元帅的小名，一位大将也愿意亲自出门迎接一个农民。因为在他们那个价值体系里，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不是身份地位，而是那份一起扛过枪、一起吃过苦、一起为这个国家拼过命的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