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教授曾直言:“浩然与姚雪垠作品的缺点如出一辙，就是过分拔高，把人物典型化、脸谱化，相比于《红高粱》《檀香刑》而言，《金光大道》更像是一种伪现实主义！” 而作家王蒙则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不了解前三十年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绝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引发了人们对于浩然作品的深入思考。 1976 年，毛主席去世后，在 200 多名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中，44 岁的浩然是文学界唯一的代表，享有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殊荣。2005 年，《浩然全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人还在世，便出全集，这在古往今来国内外的文学界，都不能不说是罕见之事。这一系列事件，足以证明浩然在文学界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 浩然的创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农村生活的种种新鲜事儿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他不停地写新闻、写通讯，满心都是想要将这些精彩之事记录下来的热情。然而，当最初的激情渐渐退去，他陷入了创作的困境，灵感枯竭，创作难以继续。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也不断涌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浩然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第二个阶段的创作理念。他接受阶级斗争为创作思想，这与百花文艺家的指引、“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影响、当时的形势、浩然的创作动机以及他较晚开始的文学创作都有关系。 在他的作品中，像《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这一人物形象，就受到了诸多争议。高大泉高大、完美，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的代名词。他有着崇高坚定的理想，宽阔无私的胸怀，坚韧不拔的意志，深刻周密的思想，出类拔萃的才干，在同时代的农民兄弟中显得无与伦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确实被拔高和神化了，他的完美无瑕、无所不能，使得他显得有些超脱现实，过于理想化，这也是康震教授等批评者认为其作品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 从当时的文学创作环境来看，随着文艺界对 “写真实” 要求的提高，单纯歌颂式的创作越来越显得单薄。小说中贫农马老四站在分到的土地上捧起一抔黄土老泪纵横，与富农马之悦躲在阴暗角落里拨弄算珠形成的强烈对比，这种刻意营造的戏剧冲突，标志着浩然的创作正在接受新的美学规范。当浩然努力弥补 “斗争” 这一创作短板时，他早期作品中那种未经雕琢的生活质感，却在刻意追求思想深度的过程中有所流失。 在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中，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 “中间人物” 队伍。马大炮、弯弯绕、韩百安、焦振丛、焦振茂、马子怀夫妇等众多人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人物性格各异，特点鲜明。有的胆小怕事，在时代的浪潮中愚昧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持观望或怀疑的态度，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变化，不敢轻易迈出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的步伐；有的则与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相互勾结，企图破坏互助合作运动，成为了时代进步的阻碍力量。 浩然的创作才华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这些性格鲜明、特点各异的 “中间人物” 形象，还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转变过程。更为难得的是，他深刻地写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那个特殊时代所面临的心灵困境。这种对小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在《艳阳天》的第一卷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艳阳天》的第一卷出版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赞扬之声此起彼伏。众多读者和评论家对作品的内容、风格以及所展现的时代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部分意见认为作家在 “中间人物” 的刻画上花费的笔墨过多。 虽然他并没有减少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在数量上的设置，但却压缩了他们在作品中的活动空间。就 “中间人物” 而言，浩然对他们的活动空间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删节。这种创作上的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关于写 “中间人物” 的非议，但却对作品的美学价值造成了损害。 以 “弯弯绕” 这一人物形象为例，在《艳阳天》第一卷中，他是一个被刻画得极为生动丰满的人物。他精明自私，内心深处认为合作社的发展损害了他的既得利益，基于这种认知，他对互助合作运动充满了敌意；同时，他城府颇深，对局势有着自己独特的把握，对形势有着敏锐的猜度，对权术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驾驭能力，这些特质使他在作品中成为了仅次于马之悦的实质性第二号人物。而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丰富细腻的内心活动展现出来的。 当弯弯绕听说土地分红的消息时，他的内心活动极为复杂，一会儿想到分红后自家能够白拣一千斤小麦，甚至畅想五口子人吃烙饼都吃不完的情景；一会儿又回忆起自家那年年变小的粮食囤以及满地金黄的麦子，不禁一阵心酸。这些内心活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农民的心理状态，尽管作家将这些观念视为需要改造和斗争的落后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真实地再现了当时部分农民对党的政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