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2日，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接到紧急通知，毛主席要在中南海见他，见面后，毛主席问贺龙：“你说中国有几个台湾啊？” 贺龙一愣，正思索着怎样回答，毛主席紧接着说道：“中国有个大台湾，在福建以东，还有一个小台湾，在你们西南叫黑水芦花，小台湾是通大台湾的，不可等闲视之，” 1952年夏天，北京的中南海里，一场看似普通的汇报，却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一部分，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外有抗美援朝，内有各地土匪未清，西南地区尤为复杂，四川西北的黑水，成为一道难以忽视的隐患，黑水地处高原山地，地形险要，交通闭塞，自古就是兵家难控之地，解放前，这里是土司统治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交汇点，解放后也一度成了逃亡者的天堂，就在这个地方，一场剿匪战役悄然酝酿，背后牵动的，却是新政权的根基稳固与否。 黑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的治安问题，长期以来，当地的苏永和掌控着区域内的藏族部落，身份是清朝时期授予的土司，握有象征统治权力的金印，他虽一度与新中国接触，但始终左右摇摆，而真正使黑水局势急转直下的，是傅秉勋的到来，这个人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生，早年在胡宗南部下担任师长，后来在四川军阀杨森手下混到军长级别，1949年国民党败退后，他没有随军去台湾，而是带着残部潜入四川西北山区，最终落脚黑水。 傅秉勋的到来，并不是无意为之，他得到了台湾方面的支持，甚至被册封为“反共突击军”的中将副总指挥，他带着几百人，依靠黑水复杂的地形，迅速扩大势力，联合苏永和的地方武装，建立据点，图谋借此作为反攻内地的桥头堡，当时，外媒甚至将黑水称为“陆上台湾”，这并非夸张，而是反映出国际上对这一地区动向的高度关注。 中央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将黑水问题提上日程，明确指示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役，这项任务被排在全国军事行动的第三位，仅次于抗美援朝和进军西藏，剿匪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驱赶式作战，而是要集中兵力，就地歼灭，此前，懋功一带的清剿行动因策略失误，将不少土匪赶入黑水，反而壮大了敌方力量，这一次，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贺龙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被赋予重任，他迅速从各部抽调精锐，组建2.1万人的剿匪部队，参战兵力包括7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并首次大规模调动空军支援，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共十余架，这在当时的剿匪行动中极为罕见，足见中央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指挥体系也进行了精心设计，由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担任前线总指挥，川西军区参谋长唐健伯协助作战，朱德更是亲自坐镇重庆指挥。 战役于1952年7月中旬全面展开，部队采取三路夹击的方式，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黑水，逐步压缩土匪的生存空间，空军配合地面作战，对敌人据点进行轰炸与封锁，炮兵则对芦花寨等重点据点实施持续打击，整个剿匪行动中，解放军充分利用地形，避免盲目进攻，采取“稳扎稳打、分割包围”的策略，逐步瓦解敌方抵抗。 傅秉勋意识到形势不妙，带着亲信试图突围，为了掩人耳目，他甚至改名换姓，在深山中辗转逃窜，8月中旬，他逃到安曲独马寨附近，本以为已脱离危险，却遭当地牧民识破，原来，解放军早已与部分土司达成统一战线，牧民们也早就厌倦了战乱，对解放军心怀感激，傅秉勋被活捉后，在押送途中意外跌入小溪，虽然水不深，但他却溺亡其中，有人认为他是自愿结束生命以免落入更大的羞辱，也有人推测他怕被带去见当地贡汤活佛，因为他曾密谋暗杀对方。 苏永和的命运则略显不同，他在战况胶着之际选择投降，并交出了象征统治地位的金印，这枚印章自乾隆年间就传承至今，象征着一段历史的终结，苏永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态度转变，最终被吸纳进新政权体系，后来还担任了自治区政府的职务，这一处理方式，也体现出新中国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策略：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依法处理。 战役持续两个多月，最终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战果十分显著，共歼敌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多支，火炮9门，清剿了国民党在西南最后一块像样的据点，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一次政治稳定的关键突破，黑水剿匪的成功，标志着西南地区真正纳入国家统一的治理框架，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通过内地策动反共复辟的图谋。 这场战役不仅靠军事力量的集中，更得益于政策的得当和群众的支持，解放军深入群众，争取民心，得到了藏区百姓的积极配合，黑水由乱转治，成为新政权民族政策成果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这是一场结合武力与政治、军事与民意的综合行动，是新中国早期边疆治理的重要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