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黄标出生于1895年，湖北沔阳张家台村，他家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日子贫苦，十一岁那年，家乡遭遇严重饥荒，他和母亲沿街乞讨时被人流冲散，他流落山中，被一个道士收留，在道观里，他学了几年拳脚功夫，也识得几个字，少年黄标身形矫健，性格刚烈，成年后，他回到家乡，发现母亲因思子成疾，双眼失明，为了照顾母亲，他靠着些许武艺和仗义的性格，渐渐在乡里打出名声。 192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的农民运动在洞庭湖一带兴起，黄标召集百余人响应号召，加入农协，参与过数次抗租斗争，虽然最后被镇压，他却没有气馁，1929年，他正式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成为沔阳县苏维埃政府的地方骨干，1932年，洪湖苏区遭到国民党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转移，黄标因伤留在地方，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地头蛇之间周旋，最终在洪帮里站稳脚跟，成了一方头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沔阳被日军占领，黄标的身份再次引起关注，他的帮会背景、地方威望和过往的革命经历，使得他成为日伪政府拉拢的重点对象，此时，襄南军分区的负责人李人林找到他，带来上级的命令，希望他能打入敌人内部，这个任务意味着他必须公开投靠日伪，扮演一名出卖民族的“汉奸”，组织如实告知他，这份差事可能一生都无法翻案，甚至会失去亲人、名誉和生命，黄标沉默了许久，然后点头。 从那天起，他的名字从家族族谱中被划掉，村里人对他吐口水，连他的妻子也被人骂作“汉奸婆”，更残酷的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因为不愿接受哥哥的“背叛”，拿刀刺杀日军，被当场乱枪打死，老母亲听说长子成了伪军头目，撑不过这份羞辱，在屋梁上上吊而亡，黄标连葬礼都不敢露面，他把悲痛埋在心里，每天仍要装出一副伪军大队长的模样，向日军点头哈腰，维持着“忠诚”的假象。 但背地里，他在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在冒生命危险，他利用职务之便，将新四军被俘的战士偷偷释放，他曾用一纸假枪决令，救下一个叫余清的年轻人——那人曾试图刺杀他，被捕之后应当处死，他安排人用土匪冒名替死，硬是把这名战士送出了牢房，他还买通了当地医生，伪造证明谎称一批妇女患有传染病，成功阻止她们被送往日军营地。 为了更方便地与组织联系，他修建了一座道观，名为“玄灵宫”，对外宣称是为亡母超度，实际上，这座道观是个完美的掩护，他在地底挖了两条密道，一通向后山，一通往河边，白天是香火缭绕的庙宇，夜晚则成了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他在这里主持会议、传递情报，甚至藏匿被通缉的地下党员，有一次，日军宪兵突袭搜查，差点暴露，他临危不乱，点燃经书，制造火灾混乱，趁乱将地下党员从密道送走。 他的贡献不仅限于情报，抗战中后期，新四军经费极为紧张，黄标以“剿匪”名义清理了内荆河一带的地方武装，设卡收税，从中每月抽出二十万银元，源源不断送往新四军部队，这笔钱占据了当时整个边区财政的七成以上，是部队赖以生存的命脉，可为了保密，连接受这笔资金的人都不知道钱从何而来。 1945年，抗战胜利，黄标带着六百人、二十条船归队，他以为终于可以恢复身份，可事与愿违，组织要求他继续潜伏，打入国民党残部，他忍辱负重，继续活成一个“汉奸”，到了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他终于卸下伪装，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证明前往武汉，但因为组织关系早已失联，介绍人多数牺牲或转移，他身份无法核实，他被安排在公安局做些零工，党籍和功绩始终未被确认。 1951年，镇反运动如火如荼，黄标被当作“旧政权余孽”逮捕，准备处决，就在执行前夕，有人向省委通报此人可能身份特殊，死刑被紧急叫停，他被带至汉口复审途中，因长期关押和拷打，身患重病，不久死在狱中，终年五十八岁，他死时，仍背着“汉奸”的骂名，连骨灰也未能妥善安置。 他的儿子黄忠汉，从小因为父亲的“身份”遭人排挤，上学时被同龄人嘲笑，成年后连工作都受限，他从不敢提起父亲的名字，直到1955年，他偶然翻阅一本地方革命史，看到其中一句话提到“黄标系我党派遣潜伏”，他才开始怀疑父亲并非真正的叛徒，从那年起，他奔走申诉，走遍各地查找证据，整整用了二十多年。 1979年，湖北省高院撤销原判，1980年公安机关正式为黄标平反，黄忠汉拿着那张泛黄的证明，泪流满面，2014年，黄标的骨灰被安葬进湘鄂西苏区烈士陵园，墓碑上刻着“抗日英雄”四个字，那一刻，黄忠汉终于放声痛哭，他知道，父亲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洗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