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开国大将王树声在食堂打饭时，看到一名年轻的干部一个人打五份饭，他顿感不妙，上前询问，对方却呵斥他，多管闲事，接下来王树声的做法，让人拍手叫好！ 1968年秋，北京的一家军队机关食堂，一切像往常一样热闹，正值中午，排队打饭的人很多，队伍蜿蜒到了门口，伙食并不丰盛，萝卜炖肉、白菜粉条是常有的菜，窝头和粗米饭是主食，但大家依然守着秩序，井然排队。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干部抱着五个饭盒从侧面走到最前面，他的动作熟练，眼睛盯着菜盘，手一边指点，一边挑肥拣瘦，窗口操作的炊事员一愣，后面排队的战士们小声嘟囔了起来，那人没有理会，照旧挑选肉多的、蛋大的，装得满满当当。 队伍末尾，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人站在不起眼的角落，他的衣服洗得发白，袖口打着补丁，脚下是一双磨旧的布鞋，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幕，等那年轻人打完饭走远了，老人把饭碗换了只手，转身离开了食堂。 第二天一早，一道命令从机关上传下来，所有食堂小灶全部停用，所有特供和代打饭的行为一律取消，传言很快传遍机关：是王树声亲自下令的。 王树声是军队里的大将，军衔高，威望大，但他从不摆架子，他常穿普通军装，喜欢自己去食堂排队打饭，很少坐专车出门，很多年轻人甚至认不出他来，他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那天，他没有当场发火，却在事后查清了年轻干部的身份。 那人是某师师长的秘书，已经在机关多年，他每天负责为师长打饭，时间久了，甚至有了“特权”，厨师知道他是谁，特地为他预留饭菜，有时专门加鸡蛋、罐头、香肠这些紧俏物资，甚至有专门的小灶桌、饭盒柜，饭菜贴着名字摆好，不用排队。 这件事彻底触动了王树声，他一辈子最看不得的就是特权，他当过红军，走过长征，啃过树皮草根，一路走来，最怕的就是有些人一旦地位高了，就忘了当年怎么吃的苦。 王树声没有发通知，也没请示，他直接找来食堂负责人和后勤主管，开门见山地问起饭菜的安排，他没有发脾气，只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追问，对方刚开始还想搪塞，说是照顾首长的营养，王树声听完，冷冷地说了一句：“前线战士的冻疮也需要营养，” 几天后，他召开了一次机关的党委扩大会议，没有正式文件，会议也没有太多铺垫，他让人把那五个饭盒摆在会议桌上，当场通报了调查情况，他站在台前，脸色冷峻，语气坚定，提出必须马上整顿机关内部的伙食制度。 他宣布取消小灶，所有人必须排队打饭；每周公开饭菜账目，由连队代表轮流监督；设立举报箱，接受匿名举报，没有人敢反对，他还点名批评了那位师长，虽然对方声称不知情，但王树声当场指出，作为领导，纵容秘书长期搞特殊，就是失职。 会后，那位师长受到党内警告处理，秘书被调离机关，食堂负责人则被撤职，新的负责人是从连队提拔的副营长，作风硬朗，吃饭制度很快就严起来了，排队制度恢复，特供现象消失，战士们议论纷纷，说王司令是真动了真格。 这不是王树声第一次这么做，他当年在红军里当团长，过草地时，炊事班的粮袋破了，大家没饭吃，他把自己仅有的炒面分给战士，自己却饿着肚子，战士们偷偷往他碗里多放盐，他发现后立刻退回去，说不能搞例外。 1955年授衔后，他的亲戚纷纷上门，有的带着礼单，有的直接说想进部队，他一个没答应，甚至有一次拿起扫帚，把堂弟撵出了家门，他常说，革命不是为了让亲戚过好日子，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 他住的房子很普通，家具是木板床和旧桌子，后勤部按标准配了红木家具，他一看就退了回去，说硬板床睡着腰不疼，儿子结婚那年，警卫员从办公室借了几把椅子装点新房，他回家一看，什么都没说，转身打电话让人连夜送回去。 1965年冬天，他去边防巡查，看到战士们守在冰雪哨所，手上冻疮裂开，吃的还是冻萝卜，他回到北京，没等会议安排，直接冲进总后勤的办公楼，要他们三天内送防寒服到位，他说时间一久，春天都来了，结果棉衣真的三天内送到边防，他才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吃饭、穿衣、睡觉这些事，不是小事，是关系到公平和士气的大事，他最看重的不是文件制度，而是制度背后有没有人认真执行，他常说，纪律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行动里。 整顿食堂之后，王树声又悄悄去了几次，他照旧穿得朴素，拿着搪瓷碗，排在队伍最后，有一次排到窗口，看见一个新兵有些手忙脚乱，他轻轻侧身，让那人先打，轮到他时，炊事员只剩一勺萝卜片，他接过饭菜，蹲在柱子后面吃得满头是汗。 有人说他是将军里最像士兵的，有人说他是士兵里最像将军的，他从不在乎这些，他在晚年一次讲课时，被问到一生最在意的是什么，他捋了捋袖子，说最怕的是当官的把汤碗端进自己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