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张“潦草借条”背后的税务干部圈钱疑云
2023年，江苏南京发生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引发了广泛关注。税务干部王加龙手持一张字迹潦草、标明“439万元”的借条，将好友尚中峰告上法庭，声称其拖欠借款多年未还。
然而，随着庭审细节的逐步披露，这张借条背后竟隐藏着税务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将卖酒款伪装成借款、居间费暗藏于“借条”之中的复杂套路。申请人代理人指出，本案的核心矛盾在于：双方既无真实的借贷合意，所交付的款项也实为卖酒货款，而所谓的“借条”，实则是为规避纪律规定而进行的违规操作。
这场看似普通的借贷纠纷，实则暴露出公职人员涉嫌滥用职权、混淆法律关系的深层问题。
借贷合意存疑：“借条”实为居间费伪装，三大破绽揭穿假象
（一）借条形成过程反常，暴露非借贷本质
据投诉人的陈述，2019年某日，税务干部王加龙与另一名税务干部王德春前往其酒厂，协调基酒代售事宜。在酒桌上，双方口头约定按照销售情况支付居间费。由于公职身份不便直接收取费用，于是由尚中峰在酒后潦草地书写了一张借条，且金额未作具体核算。
王加龙在一审中亦承认“条子是没结算随便打的”，与借款需明确金额、期限的常理相悖。法律界人士指出，在民间借贷中，借款金额的确认必须经过双方对账，确保每一笔借款和还款记录的准确性。而本案中借条金额的表述“差不多就行”，与正规的借贷确认流程不符，更接近于居间费“按效付费”的非正式特征。
双方数年交往记录中，从未提及借款用途、期限、利息等核心要素，却多次出现“基酒库存”“代售进度”“客户对接”等对话内容。2020年1月王加龙微信语音中提到“老尚你放心，这批酒走得差不多，居间费肯定给你算清楚”，直接印证双方沟通重点为基酒代售合作，而非借款事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必须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本案中，现有证据未能充分证明借贷双方之间存在明确的借贷合意，因此无法形成完整的借贷合意链条。
（二）借条内容瑕疵百出，法律要件严重缺失
涉案借条仅注明“今借王加龙人民币439万元”，未明确记录借款日期、还款期限、利息标准等关键条款，且缺少债权人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
司法实践中，此类“三无借条”通常需结合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综合认定，但本案中王加龙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借款用途的说明，反而在庭审中对“为何不约定利息”“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避而不谈。
基酒供应商李某出庭作证称，2018年至2020年间多次按王加龙要求向其指定客户发货，物流单备注“王某代售基酒”；酒厂财务人员张某提供的出货记录显示，累计向王加龙交付基酒4500箱，与王加龙向尚中峰转账的时间、金额高度吻合（平均每箱结算价约970元）。
这些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为“代售基酒—结算货款—支付居间费”，而非借贷关系。
款项交付事实存伪：400万转账实为卖酒款，三大特征不符借款逻辑
（一）转账记录与代售业务高度绑定，符合货款结算特征
长期零散转账的模式，与酒类分批销售模式相契合。王加龙提供的27笔转账记录显示，资金往来跨度达3年（2017年10月至2020年9月），单笔金额从5万元到30万元不等，附言多为“X月基酒款”“客户李总酒钱”。对比民间借贷中“一次性大额出借”的常见模式，本案转账更符合“卖出一批酒、结算一笔货款”的交易习惯。
投诉人代理律师指出，若为借款，出借人通常会要求借款人出具收据或明确资金用途，而王加龙从未要求尚中峰对转账进行借款确认。
资金流向与货物交付一一对应，无借款用途证据。法院调取的物流数据显示，每笔转账前3 - 7天均有对应批次基酒发货记录，且收货方多为王加龙亲友控制的商贸公司。例如，2018年5月15日转账28万元，对应5月10日发往南京某贸易公司的300箱基酒（单价933元）；2019年8月8日转账15万元，对应8月3日发往苏州客户的160箱基酒。
反观王加龙主张的“借款用于酒厂经营”，却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尚中峰将资金用于采购、生产的证据，甚至不清楚借款的具体用途。
（二）违背借贷常理：零利息、无催收、资金来源成谜
400万大额借款零利息，不符合市场规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自然人之间借款未约定利息视为无息，但本案中王加龙声称“从银行贷款再转借给尚中峰”，却既不约定利息，也不要求担保，甚至在借条中未注明还款期限。金融界人士指出，如此长期、大额的零息借贷，在商业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反而更可能是“代收货款后转交委托人”的行为。
三年未催收，起诉前无任何追债记录。王加龙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至2020年间，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基酒品质’‘客户拓展’‘物流延迟’等话题展开，从未涉及‘何时还钱’‘利息多少’等催债内容。直至2021年何薇薇诉尚中峰案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及‘是否有其他债务’时，王加龙才首次提及该借条。此时距离‘借款’发生已近三年，远超普通人对大额借款的合理催收期限。
原判决逻辑矛盾：既认代售事实又定借款，举证责任分配遭质疑
（一）法院认定事实自相矛盾，埋下改判隐患
一审判决书中，出现了匪夷所思的矛盾表述。一方面，法院基于申请人提供的4500箱基酒交付凭证、证人李某关于发货细节的证言，以及完整的物流单据等一系列证据，明确认可“王加龙代为卖酒”这一事实，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基酒代售的业务往来。但另一方面，在判定款项性质时，法院却将王加龙支付的款项认定为“借款”，理由仅仅是“存在借条及转账记录”。
法律专家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徐州中院在处理案件时，出现了诉讼裁判法律逻辑断裂的问题。例如，在徐州中院(2019）苏03民终4376号案中，法官未能合理地处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了裁判逻辑的严重矛盾。这种逻辑断裂不仅违背了基本法理，还可能构成对司法公正的严重偏离。
在合同法律关系中，若双方存在明确的代售合同关系，王加龙支付的转账款项在逻辑上应被认定为货款结算，而非借款。反之，若要将这些转账认定为借款，法院需首先否定代售关系的真实性，并就货款如何转化为借款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
然而，在本案一审判决中，法院未对这一关键逻辑转换点作出说明，仅依据借条的形式要件便草率判决，完全忽略了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深入审查，这无疑为案件改判埋下了隐患。
（二）举证责任分配失衡，申请人关键证据被忽视
在举证环节，本案也暴露出严重的程序问题。尚中峰为了证明借条背后的真实法律关系，提供了三大核心证据：一份基酒代售协议草稿，尽管未正式签字，但其中详细约定了代售价格、数量、提成等关键条款；一段王加龙与王德春协调代售事宜的录音，清晰记录了两人商讨如何推广基酒、收取居间费的过程；何薇薇案庭审中王加龙首次披露借条的笔录，当时王加龙对借条金额、形成过程的表述含糊不清，与后续起诉时的主张大相径庭。
这些证据，尤其是录音证据，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如果录音能清晰体现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且满足特定条件，如录音内容清晰、真实未剪辑，那么该录音所反映的口头合同可能被认定有效。
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认为录音证据的获取手段不合法且未得到当事人同意，同时草稿未签字生效，不具备合同效力，因此对这些关键证据不予采信。反观王加龙，其在庭审中仅凭借条及转账记录，便轻易完成了所谓的‘举证责任’。
然而，对于‘借款金额为何与代售货款高度吻合’‘资金来源是否源自卖酒收入’等直接关乎案件定性的关键问题，王加龙却未作任何说明或举证。这种举证责任的严重失衡，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逐渐偏离真相，使申请人尚中峰在一审中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同时也引发了外界对司法公正性的广泛质疑。
未上诉背后的蹊跷：原告对200万差额无异议，暴露借条“凑数”本质
（一）诉讼请求与判决结果差距悬殊，原告态度反常
王加龙起诉时主张439万元借款，一审法院支持200万元，理由是“部分转账无法证明为借款”。令人费解的是，王加龙对这239万元的差额未提出上诉，反而在二审中主动放弃了对‘利息计算方式’的争议。
这一行为暴露借条金额实为“拼凑而成”—— 王加龙将多年代收货款、部分个人往来款甚至未来可能产生的“居间费预期”打包写入借条，试图通过诉讼将违规收入合法化。当法院剔除明显无关的款项后，王加龙自知剩余主张亦缺乏依据，只能接受判决。
（二）时间线逻辑漏洞：借条金额包含未来利息，暴露“倒推凑数”痕迹
经法院核查，借条载明的439万元中，包含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的预期利息37万元，而借条出具时间为2019年9月。这一明显的时间矛盾证明，借条金额并非基于真实借款结算，而是王加龙后期将代售货款按年息8%倒推计算，再加上部分未结居间费后凑整得出。
这种“先有借条金额，再找转账记录匹配”的操作，彻底颠覆了“先有借款合意、后有款项交付”的借贷逻辑。
警惕公职人员“合规伪装”下的利益输送
本案撕开了公职人员利用身份便利、通过法律形式伪装违规行为的一角 —— 王加龙作为税务干部，本应遵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公职人员不得从事营利活动的规定，却通过“代售基酒 - 居间费变借条 - 诉讼追债”的方式，试图将违规所得合法化。
其行为不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暴露了部分公职人员对法律程序的滥用。
此案警示：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时，法院需深入审查债权凭证背后的实质法律关系，确保案件处理符合基础法律原则。特别是涉及公职人员的经济往来，应严格核查是否存在规避监管或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随着反腐倡廉惩治腐败斗争的继续深入，这起“借条迷局”能否还原真相，将成为衡量司法能否穿透“合规伪装”的重要样本。（林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