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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进来的地方

这是一个暮春的午后。老陈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柳絮像不着急还的账单,慢慢悠悠地飘。他兜里揣着一张刚算完的纸,上面密密麻麻的
这是一个暮春的午后。老陈坐在河边的长椅上,看柳絮像不着急还的账单,慢慢悠悠地飘。他兜里揣着一张刚算完的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末尾那个数,大得让人心慌。他闭上眼,那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就浮了上来:“没什么好焦虑的,活着就能翻盘。” 翻盘?他苦笑。他的“盘”,是父亲手术欠下的债,是儿子补习班的费,是下个月就要到期的房租。它们像一串沉重的铁链,拴着他的脚踝,让他走不快,也飞不起。可奇怪的是,就在这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时刻,心里某个角落,却偏偏不肯服软地亮着一小簇光。那光很微弱,像快要烧尽的蜡烛,却执拗地亮着,仿佛在说:再往前走一步,就一步。 那光是哪里来的呢?老陈想。也许是父亲出院时,握着他的手,手心还有温度;也许是儿子把“爸爸辛苦了”歪歪扭扭写在作业本背面;也许是妻子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放在他包里的那个温热鸡蛋。这些碎片,这些在债务大山缝隙里透出来的微光,拼凑成一句他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却总在心底回响的话:“老天在后面给你留王炸。” 这“王炸”不是天降横财。它来得比想象中平淡,却更有力量。 那是又一个被催债电话惊醒的清晨。老陈昏沉沉地去赶早班公交,路过菜市场口,看见一个卖菜老农的三轮车链条掉了,菜撒了一地,老农急得满头大汗。赶时间的人流从他身边漠然地涌过。老陈停下了。他蹲下来,帮老农把菜捡起,又掏出随身的工具包——他做过十年机修工,包里总有些小工具——三下五除二,把链条给装了回去。 老农千恩万谢,非要塞给他一把青菜。老陈摆摆手,匆匆跑向公交站。他没想到,这一幕被同样匆匆路过的一位中年人看在了眼里。几天后,这位中年人竟找到了老陈干活的小作坊。原来,他是本地一家食品厂的老板,厂里一条老生产线的核心部件总是出问题,找了好几个师傅都没彻底修好,正头疼不已。 “我那天下市场调研,看你手脚麻利,心也善。”老板说,“我这机器,也像那三轮车,是老了,但核心没坏。你……能不能来试试?” 老陈去了。面对那台嗡嗡怪叫、别人都建议报废的德国老机器,他没有畏惧。他花了一整天,不吃饭,不喝水,耳朵贴着机器听,手指顺着油污摸索,像在聆听一个老朋友的呻吟。终于,在某个弯管接口处,他找到了那个细微的错位。调整,复位,上紧。开机——机器平稳运转的嗡鸣声,在车间里响起,像一首浑厚的赞美诗。 老板当场就决定,高薪聘他做设备主管,并预支了一笔钱,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握着那张银行卡,老陈没有狂喜。他走回车间,看着那台重新焕发生机的机器,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那个叫做“否极泰来”的词的形状。它不是彩票上的数字,不是飘渺的许诺,它藏在你为生活奔波的路上,藏在你未曾泯灭的善念里,藏在你就算狼狈也不肯丢掉的、那份对待生活的认真里。 从那天起,有些事情悄然变化。债,依然要一笔笔还,但脚步稳了,心里有了底。给家里的钱,慢慢多了起来。一个周末,他带儿子去看了那场允诺已久的科教电影,儿子眼里兴奋的光,比任何奖金都让他满足。晚上,他给父亲揉着肩膀,听老人絮叨年轻时的事,那份安宁,是金钱买不来的“好生活”。 又是一个清晨,老陈站在阳台上。远处天际线正被晨光一点点镀上金边。他想起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自己像个被困在黑暗甬道里的人,只知道前方或许有光,便咬着牙,用最笨拙的姿势向前爬。而现在,他明白了,所谓“内心有光”,不是天生就有的万丈光芒。那是在无数个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瞬间,依然选择对陌生人伸出的一只手;是在自己被生活苛待时,依然没有对世界生出的那份怨毒;是看清了现实的粗粝,依然能为一朵花开、一阵风来而心生感动的能力。 这光不是太阳,它不刺眼,不灼热。它更像一盏自己提着的、小小的风灯。你提着它,在生活的风雨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灯光微弱,只能照亮脚下几步路,看不透远方的迷雾。但它保证了你不被绊倒,保证了你能看清脚下坚实的大地。更重要的是,当你提着灯走了很久,在某一个转角,或许就会遇见另一个提着灯的人。灯光与灯光交汇的刹那,彼此的道路,便在那一刻,被共同照得灿烂明媚。 远处的太阳完全跳出了云层,光芒万丈。老陈眯起眼,深吸了一口干净的空气。 活着,原来真的就能翻盘。而每个人心里那盏不灭的灯,便是老天留给我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王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