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90 年重阳节，洛阳则天门城楼前，67 岁的武则天身着帝王衮冕，在六万臣民的山呼万岁声中庄严宣告改唐为周。这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称帝大典，千年来始终笼罩着“篡位”的争议。传统史书痛批她“牝鸡司晨”，现代史学界却认为这是“政治革命”。要判断武则天改唐为周是否算篡位，需从唐代继承制度、权力合法性来源和历史影响三个维度剖析。

唐代皇位继承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唐律疏议》明确规定“立嫡违法者，徒一年”。这套制度像精密的仪器，环环相扣：首先，皇位必须由男性继承，女性连宗祧祭祀权都没有；其次，继承顺序严格按“嫡长子→嫡长孙→嫡次子→庶子”排列；最后，皇帝必须是李姓，这是关陇集团与李唐皇室的政治契约。

但制度总有裂缝。武则天就抓住了两个关键漏洞。一是“太后称制”的隐性规则，汉代吕雉、北魏冯太后都曾以此名义临朝，为女性掌权留下传统依据。二是高宗李治的遗诏，明确赋予她“军国大事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的权力，这道 20 字遗诏成了她突破制度的尚方宝剑。

武则天的权力之路，堪称古代版的“职场逆袭”。永徽六年（655 年）“废王立武”事件，是她的第一个关键跳板。她联合寒门官员扳倒关陇集团代表长孙无忌，不仅登上后位，更打破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显庆五年（660 年）高宗风疾发作，她以“天后”身份垂帘听政，开始“二圣临朝”的共治时代。

真正的转折点在 683 年高宗驾崩后。她先立李显为帝，两个月后以“不孝”为由废黜，改立李旦为傀儡皇帝。这期间，她做了三件大事：其一，建立告密制度，在洛阳宫门前设铜匦接收密告，让反对者无处遁形；其二，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通过《罗织经》式的构陷，清洗李唐宗室 70 余人；其三，利用佛教制造舆论，命僧人伪造《大云经疏》，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

690 年的“劝进”大戏将铺垫推向高潮。先是侍御史傅游艺率 900 百姓请愿，接着 6 万官员、宗室、僧道联名上表，连傀儡皇帝李旦都自请赐姓武氏。在“天意民心”的双重加持下，武则天“被迫”称帝，改国号为周。

扬州城外的烽火，检验着武则天权力的合法性。684 年，英国公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起兵，骆宾王写下千古檄文“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叛军 10 万之众看似来势汹汹，却在三个月内土崩瓦解。

这场叛乱暴露了反对者的致命弱点。战略上，徐敬业不听魏思温“直取洛阳”的建议，反而南下争夺金陵，错失先机；民意上，《讨武曌檄》虽文采斐然，却未能激起百姓响应——经过贞观之治的盛唐百姓，更关心均田制带来的土地，而非皇室血统。武则天派 30 万大军镇压时，甚至出现“百姓献粮助军”的景象。

叛乱平定后，武则天借机清洗朝堂，将 143 名门阀官员贬为庶民，同时破格提拔狄仁杰等寒门士子。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让她的统治基础反而更加稳固。

判断武则天是否篡位，关键看权力的实际效果。她在位 15 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人口从 380 万户增至 615 万户，年均增长 0.91%；粮食储备足够全国吃三年，洛阳含嘉仓出土的碳化谷子至今可见；科举录取人数较贞观年间翻倍，殿试、武举制度影响后世千年。

但酷吏政治的阴影同样浓重。来俊臣发明的“定百脉”“死猪愁”等刑具，制造了无数冤狱；为打击政敌，她甚至牺牲亲生儿子李贤。这种“铁腕治国”的模式，让传统士大夫不寒而栗。

最具争议的是她的性别突破。当她创造“曌”字自名时，不仅是个人野心的彰显，更是对“男尊女卑”秩序的挑战。清代史学家赵翼尖锐指出：“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桀纣，而其权略实出千古帝王上。”

705 年神龙政变后，82 岁的武则天被迫退位。她留下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合葬乾陵，只立一块无字碑。这个举动暗藏深意：她既承认自己突破了传统，又以“皇后”身份回归体制，将历史评判权留给后人。

站在今天回望，武则天改唐为周，既是对唐代继承制度的破坏，也是对政治合法性的重新定义。她用酷吏打破门阀垄断，用科举拓宽上升通道，用佛教重塑意识形态，这些改革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正如郭沫若所言：“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她的统治实是盛唐的重要拐点。

或许，评判武则天是否篡位，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称帝本身就是“大逆不道”，但她的政绩又让传统史观陷入矛盾。这个矛盾恰恰证明：历史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正如乾陵无字碑，留白处自有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