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始皇的铜车驶过咸阳古道，车轮碾过的不仅是六国遗民的臣服，更是一套全新秩序对旧时代的切割。彼时的大秦，是终结数百年战乱的“进步力量”——书同文、车同轨的规制让破碎的土地重归一统，郡县制的铁腕打破了贵族世袭的沉疴，即便是后世诟病的严苛律法，在当时亦以刚性规则终结了“礼崩乐坏”的无序。开创者们总是带着破局的锐气而来，他们像锋利的犁铧，剖开积弊已久的土壤，将混乱的根系斩断，再播下新的秩序种子：刘邦以“约法三章”安抚关中父老，终结秦末的苛政恐慌；李世民以“水能载舟”的清醒，让贞观年间的仓廪充实、路不拾遗；朱元璋以铁腕肃贪，为明初的民生复苏扫清了官僚蛀虫。这些王朝初期的稳定，从来不是被动的“维稳”，而是主动的“创稳”——用制度革新释放生产力，用权力清明凝聚民心，让社会在废墟上长出新的肌理。

可历史的吊诡在于，所有曾打破旧秩序的力量，终将成为新的“旧秩序”。开创者们亲手搭建的制度框架，会在代代传递中积满尘垢：汉初的“郡国并行”本是权宜之计，却在百年后演变为七国之乱的祸根；唐初的均田制曾让耕者有其田，可土地兼并的潮水终究漫过了制度的堤坝，安史之乱的铁骑踏碎了长安的繁华；明朝的“海禁”初衷是防范倭寇，最终却成了闭关锁国的枷锁，让郑和船队的荣光沦为故纸堆里的叹息。更致命的是权力本身的腐蚀——当年斩蛇起义的刘邦，其后代在深宫之中养出了“何不食肉糜”的昏聩；曾以纳谏为镜的李世民，其子孙却在安史之乱中仓皇出逃。当王朝的齿轮不再为民生转动，当权力的天平彻底倾向权贵，所谓的“稳定”便成了粉饰太平的幌子：土地被豪强吞噬，流民在荒野哀嚎，苛捐杂税压垮了耕作的农夫，而朝堂之上，要么是沉迷酒色的帝王，要么是党同伐异的权臣。此时的王朝，早已从推进进步的引擎，变成了阻碍社会前行的巨石。

于是，“屠灭”的逻辑便在此刻显现其残酷的合理性——它从来不是简单的暴力复仇，而是旧秩序崩塌时，社会自我更新的必然阵痛。黄巢的“天街踏尽公卿骨”，踏碎的是晚唐腐朽的门阀体系；李自成的“均田免赋”，喊出的是被土地兼并逼至绝境的农民的诉求；即便是清军入关的铁蹄，也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明末的党争与混乱，为新的秩序腾出了空间。这些被后世称为“叛乱”的力量，本质上是社会对“沉沦者”的清算：当王朝不再履行其“维护稳定、推进进步”的使命，当它沦为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被推翻、被“屠灭”，便是它注定的结局。就像一棵腐烂的大树，若不将其连根拔起，新的树苗便永远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长。

从秦到清，二十四史的轮回里，没有永恒的王朝，只有永恒的民生与进步。开创者的荣光在于他们搭建了新的秩序，而沉沦者的悲哀在于他们忘了秩序的根基从来是民心。所谓“屠灭”，不过是历史在破旧立新时，写下的最沉重的注脚——它警示着每一个掌权者：权力的合法性，永远建立在“为民”二字之上；一旦背离，再坚固的王朝大厦，也终将在民众的怒火中坍塌。这不是暴力的胜利，而是进步对沉沦的审判，是新生对腐朽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