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4日，板门店的帐篷里，美军发言人举起一张用侦察机拍下的模糊照片，向全球记者指控：“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正在系统处决我们的战俘！”

在这张照片上，五个美军战俘的尸体躺在通往后方战俘营的道路边。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是，就在拍下这张照片的前一天，志愿军战士正把自己的最后一份炒面递给身旁的美军战俘。

这件事发生在1950年12月，第二次战役的收尾阶段。24岁的李炳云，这位出生在汉城华侨家庭的朝鲜语翻译，被临时抽调到第39军后勤，去执行一项任务：把114名美军战俘押送到后方碧潼战俘营。而他的日记本里，完完整整地还原了这次行军的经过。

彼时，负责押送战俘的小分队只有10人，除了李炳云，还有司务长张渭田、英语翻译小王、卫生员赵喜梅以及6名志愿军战士。

他们傍晚出发，顶着零下28℃，以及没膝的厚雪，其原因就是夜晚能更好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

相比于志愿军们单薄的衣物，美军战俘的军服明显更加保暖，脚上穿的也是更利于雪地行走的专用军靴。

张渭田下令：志愿军战士两人一组，每组负责38名俘虏。每小时休息5分钟，不准生火，渴了就嚼一口雪润润喉。

本来，夜行军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这才走了第一夜，就发生了意外。三名受了伤的美军战俘因为受不了严寒而病死，另有一名战俘在途中逃跑，摸黑摔下了悬崖。

没有办法的张渭田只好改变策略，冒险在白天行军。

然而，白天行军极易被美军飞机发现。第二天他们刚出去没有几步，就遭遇了敌机轰炸，7名战俘当场被炸死。

空袭结束后，俘虏中有人用英语咒骂：“那是我们的空军！”

就这样，队伍又走了三天。由于时刻担心来自头顶上的威胁，战俘的神经很紧绷，每天只能走12公里。

到了第六天，粮食成了最大难题。志愿军战士本来为战俘们带了100斤炒面，但是在一次空袭中，粮袋被炸碎了。

现在，他们只剩3天的随身口粮，却要匀给103名俘虏。

张渭田在经过与众人的商议后，决定：把所有的口粮都集中在一起，平均分成103份，优先分给俘虏，自己则饿肚子。

后来，一名美军战俘比尔·沃森回忆：“我们以为他们在演戏，可第二天，中国兵真的把粮食分成了103份给我们，他们自己则去啃树皮。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敌人’比我们伟大。”

又过了三天，队伍在翻越一座山时，战士刘志刚踩断冰棱，坠崖牺牲。同时，3名战俘高烧病死，6人趁夜逃跑。

张渭田没有下令追击，只是让英语翻译把6人的名字记录下来，然后说了一句：“这冰天雪地的，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没准被自己人的炸弹炸死。”

李炳云问：“如果他们真的活着回去了，会不会泄密？”

张渭田回答：“泄什么密？告诉美国佬他们的空军把自己人炸死了？”

当时，队伍距碧潼还有40公里，路途仿佛遥遥无期。而空袭、饥饿和寒冷令俘虏的神经已绷到极限。

中午，在一处结冰的河面，志愿军打算砸开个窟窿，看看能不能抓几条鱼上来。

趁着战士们忙活之际，一个名叫格兰特的战俘突然扑向警卫小郭，夺下了一支冲锋枪！

所有人都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制止他。结果，他一转身，把枪口对准了俘虏群，子弹扫射而出！

与枪声一起响起的，还有他的怒吼：“我以上帝的名义解救你们！”

战士们见状，赶紧扑上去，将他制服。

事后，经过清点，有5名战俘当场死亡，17人受伤，血水顺着冰缝流进河里。

此时的俘虏群可以说是被沮丧、愤怒、害怕和紧张等负面情绪所笼罩，有人捡起石头，要砸向格兰特。

这时，一位名叫卡德威尔美军上尉站了出来，他用英文说道：“住手！中国人救了我们的命，你们想让他们背黑锅吗？”

卡德威尔上尉后来回忆：“我看到战友被自己人的炸弹炸死，也看到中国人把仅剩的粮食让给我们。我知道，如果让格兰特得逞，舆论会说‘中国人屠杀’。我必须做点什么。”

之后，卡德威尔主动逐个做俘虏的思想工作，并组织俘虏们将尸体一个个抬到路边。志愿军战士给他们点燃了三堆松枝，雪地里第一次飘起了美国版的“招魂烟”。

说来也巧，就在战俘们的心态逐渐好起来之时，一辆给前线运给养的卡车正好从他们身边路过。

在听到战士们的解释后，司机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炒面，甚至还有蔬菜和水果。

12月16日，剩余的89名战俘终于抵达了碧潼。

战俘营主任王央公摆了一张长桌宴请押送小分队和美军战俘们，桌上不仅有热腾腾的玉米粥、腌萝卜，还有一大盆肉，这是用缴获的美军罐头煮成的。

1951年11月14日，当美军发言人举起照片，诬陷志愿军虐杀俘虏时。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碧潼战俘营里，美军俘虏正用口琴吹起《Home on the Range》，志愿军乐队则用二胡给他伴奏。

不久后，李炳云为了证明志愿军的清白，拿出了自己的日记。日记中清楚记录着那次行军的经过，以及路边美军战俘尸体的由来。

朝鲜战争停战后，那幸存的89名战俘被送回美国，他们四处奔走揭露美国空军轰炸自己人的恶行，并且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他们最后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美国当局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