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丁蜀镇的黄龙山，自古藏着一把火——泥与火淬炼的紫砂，自北宋发端，在明清绽放，却在近代几经浮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中叶，七位紫砂匠人如北斗列宿，以匠心为引、技艺为翼，将这门“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的民间工艺，托举至“东方艺术明珠”的高度。他们，便是后世敬称的“紫砂七老”。

那是一个大师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黄金年代。七老之中，有承前启后的“壶艺泰斗”，有独辟蹊径的“花器圣手”，有深耕创新的工艺先锋，更有并肩携手的同道知己。他们用一生诠释：所谓“星光熠熠”，从不是孤星的闪耀，而是一片星群的辉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开始系统整理传统工艺。宜兴紫砂合作社成立，分散的手艺人有了“组织”。彼时的紫砂界，虽有零星高手，却多以“做壶谋生”为念。直到一群年轻人的出现，改变了轨迹。

顾景舟时年三十余岁，已在沪上仿制古壶名动江湖。这位后来的“壶艺泰斗”，带着对传统的敬畏回到丁蜀，一头扎进合作社的工坊。他教徒弟“看泥色要像中医搭脉”，刻款识需“笔笔有来历”，连烧窑时观察火色都要分“蟹壳青”“茄皮紫”。有人笑他“太严”，他却说：“我们不是做壶，是在给紫砂写史。”

与他同辈的蒋蓉，则在花器领域开宗立派。这位出身陶艺世家的女匠人，把童年在荷塘边看藕节、蹲在菊丛旁数花瓣的记忆，都揉进了壶里。她的“荷花壶”用段泥拼贴花瓣，筋络根根分明；“荸荠壶”取法老荸荠的斑驳肌理，憨态可掬。合作社的老艺人回忆：“蒋师傅的壶，连外国人都看痴了，说‘这不是泥做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时代的春风，吹醒了紫砂的“匠魂”。七老中的徐汉棠、高海庚、李昌鸿、沈遽华、周桂珍，或拜入顾景舟门下，或在合作社切磋技艺，终于从“手艺人”成长为“艺术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复制古壶，而是用现代审美重构传统——徐汉棠将石瓢壶的线条削得更利落，李昌鸿把青铜器纹样嵌进壶盖，沈遽华则用“绞泥”让壶身流淌出云纹……紫砂，第一次有了“当代性”。

七老的魅力，不仅在于个体的璀璨，更在于他们彼此照亮。

顾景舟与蒋蓉，一个是“光素器之王”，一个是“花器之后”，看似风格迥异，却常凑在一张泥凳前讨论：“你的荷花要配我的石瓢，才算圆满。”有一回，合作社接下出口订单，需设计一套“四季茶具”，顾景舟画了梅枝的轮廓，蒋蓉便依势捏出腊梅的蓓蕾；徐汉棠雕了竹节的壶把，沈遽华便用绞泥填上霜色。这套“四季壶”后来成了国礼，外宾惊叹：“每把壶都像一首诗，合起来是中国人的四季。”

高海庚与李昌鸿、沈遽华夫妇，则是“技术革新派”的代表。高海庚曾在中央工艺美院深造，带回“陶瓷工艺学”的理论，拉着李昌鸿琢磨“泥料配方与烧成温度的关系”。他们改良了“方器”的拼接工艺，让壶身的棱角更挺括；沈遽华则尝试将釉料融入紫砂，创造出“色釉装饰”的新语言。这些探索或许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紫砂创新埋下了种子。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们共有的“传承自觉”。顾景舟晚年收徒，必让七老轮流授课：蒋蓉教花器的仿生造型，徐汉棠讲方器的线条比例，李昌鸿授铭刻与装饰……周桂珍记得，有次顾景舟带他们去看明代时大彬的古壶，“他说‘我们今天多走一步，后人就能少绕十里路’。”

七老的时代，没有流量，没有炒作，有的只是对技艺的虔诚、对传统的深情，以及对“中国紫砂”的使命感。

顾景舟晚年病重，仍强撑着为“顾景舟紫砂艺术馆”绘制设计图；蒋蓉九十高龄，还蹲在泥凳前教小徒弟“如何让花瓣的卷边更自然”；徐汉棠把工作室命名为“汉棠陶艺馆”，坚持“只传艺，不卖名”……他们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师”？不是身价几何，而是能否让一门手艺，在自己手中活成文化。

如今，七老均已作古，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在拍场屡创天价，他们的弟子遍布行业，他们的理念融入每一把新壶的基因里。丁蜀镇的老人们说：“从前看壶，只觉得好看；现在看壶，能看出七老的影子——顾老的严谨、蒋老的灵秀、徐老的扎实……”

那个星光熠熠的年代，或许早已远去，但黄龙山的泥还在，龙窑的火还旺，七老用匠心点亮的紫砂之光，正穿过岁月，照亮更多人。

他们是紫砂的星辰，更是文化的灯塔。所谓“紫砂七老”，从来不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精神的坐标——提醒我们：有些光芒，一旦点燃，便永远不会熄灭。（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