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的夜里，武汉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女儿的床却空了，二十三岁的吴明珠手里攥着北上的火车票，箱底压着西南农学院的毕业证，可她上了开往新疆的车，父母发现她不见时，她已经坐在去吐鲁番的闷罐车里。

在北京的工作分配通知上，她用铅笔圈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几个字，又划掉，这姑娘从小在长江边长大，却选了戈壁滩，嘴唇晒裂了也不吭声，父亲气得把家书撕了，说断绝关系，母亲攥着药包哭了三天，不知道女儿正顶着五十度的热，在吐鲁番的瓜地里，记着授粉的数据。

最初三年，吴明珠的笔记本被风沙磨得起了毛边，她发现维吾尔族老乡种瓜全靠经验，同一个瓜架上能长出七八种形状的甜瓜，这些野生品种就是金矿啊，她在信里跟丈夫这么说，可更多时候她人就在戈壁滩上，用搪瓷缸一兜一兜地收不同地块的种子，有次沙尘暴突然来了，她死死抱住瓜棚的木梁，醒过来满身是沙，手里的笔记本却一点没坏。

1964年春节，吴明珠带着二十三个牛皮纸袋回了家，父母盯着袋子里皱巴巴的瓜籽，一句话也没说，她从最后一个袋子里捧出个金黄的哈密瓜，是用老家的土和水种出来的皇后一号，父亲摸着瓜上的纹路，手突然抖了起来，原来你把整个新疆都带回来了。

四十年后，吐鲁番的瓜田连成一片绿，西州蜜甜瓜进了全国的超市，吴明珠蹲在试验田里数瓜棱，记者问她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她擦了擦镜片上的土，说你看这瓜蔓，扎得越深，结的果就越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