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1年，长安城中传开了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燕王刘定国畏罪自缢，汉武帝下诏削除燕国封地。这起涉及王室成员骇人听闻的丑闻，在史册中留下了“禽兽之行，乱人伦，逆天道”的定论。然而，在这场表面道德审判的背后，却是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矛盾激化的缩影。

燕王家世与封地

燕王刘定国乃刘邦堂兄弟刘泽之孙，承袭了燕国这一北方重要封国。燕地“北邻匈奴，东接朝鲜”，战略位置险要，自汉初便是防范外患的重镇。刘定国初即位时，朝野对其颇寄厚望，毕竟他的祖父刘泽曾参与平定诸吕之乱，堪称宗室楷模。

然而，这位年轻诸侯很快便显露出骄纵本性。远离长安的燕国仿佛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在封地内肆意妄为，将礼法制度抛诸脑后。

罔顾人伦的罪行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刘定国的罪行令人发指。

淫乱父妃：刘定国父亲去世后，按礼法父亲姬妾应安置别处，他却与父亲宠姬通奸，甚至生下一子。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极端的“乱伦”之罪，彻底违背了“父子之伦”的基本道德。

强夺弟妻：刘定国的弟弟刘定有一美貌妻子，被他强行霸占。当弟弟试图反抗时，刘定国竟假借罪名将其杀害，公然夺占弟媳。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人伦，更触犯汉律中“杀人夺妻”的死罪。

玷污亲生：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刘定国竟将魔爪伸向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多次强行奸污。这一罪行即使在礼法相对宽松的汉代，也被视为“禽兽不如”的行径。

此外，史书还记载了他“杀肥如令郢人”的罪行，因地方官欲举报其不法行为，刘定国便派人将其全家诛杀。

积怨爆发与举报

刘定国的罪行在燕国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碍于其诸侯王身份，地方官员长期不敢上报。直到公元前151年，事件终于爆发。

导火索是刘定国欲强占府中属官之妻未果，恼羞成怒下将其丈夫杀害。死者亲属悲愤交加，决定冒险上书长安。与此同时，燕国内部长期受压迫的官员和百姓也纷纷响应，联名上书揭发燕王种种罪行。

这些举报材料详细记录了刘定国多年来的恶行，证据确凿，令人触目惊心。

汉武帝的震怒与审判

当奏章呈至汉武帝案头时，这位正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刘定国的行为不仅道德沦丧，更严重挑战了皇权与法律权威。

汉武帝立即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朝堂上，群臣激愤，“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的呼声此起彼伏。武帝令宗正、廷尉等组成专案组彻查此事。

调查结果证实了所有指控。更令人震惊的是，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刘定国与地方豪强勾结，私蓄武装，疑似有不轨之心的证据。这在正推行“削藩”政策的汉武帝看来，无疑是致命的政治威胁。

畏罪自缢与燕国除封

面对如山铁证和武帝的严厉诏责，刘定国知罪责难逃。在朝廷使者抵达燕国前夜，这位曾权倾一方的诸侯王在王府内自缢身亡，结束了自己荒淫残暴的一生。

刘定国死后，汉武帝下诏：“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鉴于其已自尽，不再追加刑罚，但废除燕国封号，将其地收归中央直接管辖，改为郡县。

历史背景与政治考量

刘定国案件发生在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敏感时期。这起丑闻为汉武帝提供了绝佳的削藩借口。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定国的个人道德沦丧与政治愚蠢，恰好撞上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史家在记录此事时，可能有强化刘定国恶行的政治动机。在权力斗争中，将对手描绘为道德彻底败坏者，是常见的政治手段。但无论如何，刘定国的基本罪行应是存在的，否则难以解释为何连燕国内部都有如此多人冒死举报。

余波与反思

刘定国案后，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监控，加速了削藩进程。这起案件成为汉代诸侯王权力衰微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从历史视角看，刘定国的悲剧不仅是个人道德败坏的结果，也反映了汉代诸侯王制度的内在缺陷。这些诸侯王在封地内拥有过大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极易腐化堕落。而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正是对这种制度缺陷的纠正。

刘定国的故事警示后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无论这权力来自世袭还是其他途径。他的“禽兽之行”固然令人不齿，但造就这种“禽兽”的制度环境，同样值得深刻反思。

千年已过，燕王宫殿早已化为尘土，但权力、道德与制度间的永恒博弈，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上演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