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我一个退休前在单位档案室里整理了十年资料，连跟女同事多说两句话都会脸红的老实人，退休后的第二春，竟然是在灯光昏暗、音乐嘈杂的舞厅里找到的。

刚退下来的那半年，我感觉自己像个被社会卸下的生锈零件，被扔进了废品堆。老婆秀琴走得早，儿子一家在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年到头也就能见上一面。偌大的三居室里，只有我和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在互相陪伴。日子像一潭死水，看不到一点涟漪。

直到有一天，老伙计李卫东神秘兮兮地打来电话，非拉着我去一个叫“金色年华”的地方。我以为是茶馆，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就去了。一推开那扇沉重的包金大门，我整个人都懵了。

旋转的七彩光球把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震耳欲聋的八十年代迪斯科舞曲捶打着我的耳膜，空气中混杂着廉价香水、烟草和汗水的味道。舞池里，那些年过半百、甚至头发花白的大哥大姐们，却个个精神抖擞，扭动着早已不再灵活的腰肢，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放纵的快乐。

我像个误入盘丝洞的唐僧，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李卫东拍着我的背，哈哈大笑：“老王，看傻了吧？这里，才是咱们退休老男人的天堂！别怂，找个顺眼的请人家跳一曲，这儿不看钱不看脸，就看你敢不敢伸出手！”

我不敢。我看着那些穿着裙子、化着妆、眼神大胆的大姐们，心里直打退堂鼓。我的舞技，还停留在单位联欢会上被领导逼着跳的交谊舞水平，笨拙得像只猪。

但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她们——张姐、李姐，还有孙姐。她们在我这片空白的退休生活里，写下了三段截然不同，却又刻骨铭心的情缘故事。

1、张姐

我的第一位舞伴，也是我离异后第一个实际的“女朋友”，就是这么认识的。她姓张，叫张岚，我跟着大家叫她张姐。

张姐很特别，在“金色年华”这个喧嚣的场子里，她比较安静。她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卡座，面前一杯清茶，有人请她跳，她就起身，微笑，然后 轻快地滑入舞池；没人请，她就静静地看着，眼神里有一种淡淡的疏离。

我在角落里观察了她三个晚上。她不张扬，穿着总是得体。

第四个晚上，在李卫东的再三怂恿和一杯二锅头的壮胆下，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走到了她面前。

“美女，”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能……能请你跳个舞吗？”

她正端起茶杯，闻声抬起头。灯光从她侧脸扫过，我看到她眼角的细纹，但那双眼睛很亮，像含着一汪秋水。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温柔，瞬间抚平了我内心的局促。

“好啊。”她放下茶杯，向我伸出了手。

她的手很软，带着一丝凉意。我笨拙地握住，感觉像握住了一块温润的玉。音乐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我的舞步僵硬无比，几次都差点踩到她的脚。

“放松点，哥，”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笑意，“跟着我的节奏，一、二、三……”

她的气息吹在我耳廓上，痒痒的，麻麻的，一股久违的、属于女性的温热气息让我瞬间红了脸。我不敢看她，只能盯着自己的脚尖，努力跟上她的引导。一曲终了，我已是满头大汗。

“谢谢你，张姐，我跳得不好。”我窘迫地说。

“没关系，谁都有第一次。你很有潜力。”她又笑了，递给我一张纸巾。

那晚之后，我好像开了窍。每晚都去“金色年华”，而且只请张姐跳舞。

跳完舞，我们会去舞厅附近的公园散步，或者找个街角的小馆子，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她话不多，但总能说到我心坎里。她会提醒我天冷了加件秋衣，会记得我不吃香菜，会静静地听我絮叨在钢铁厂时那些早已生锈的陈年旧事。

和张姐在一起的感觉，就像是寒冬腊月里用温水泡脚，舒服，妥帖，暖意从脚底板一直蔓延到心里。

我们的关系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夜晚，有了质的飞跃。

那晚我们照例去吃馄饨，出来时天却下起了雨。我们都没带伞，只好挤在小店的屋檐下。秋夜的雨带着寒意，张姐穿着一件薄风衣，不禁打了个哆嗦。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解开了自己外套的扣子，将她半搂进怀里，用我的身体和外套为她挡住斜飘进来的雨丝。

她浑身一僵，抬起头看我。在昏黄的路灯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眼神里有些惊讶，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我的心跳再次失控，但这次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强烈的、想要保护她的冲动。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着，我的外套裹着我们两个人，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雨滴落在屋檐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周围的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老王……”她轻声唤我，声音有些颤抖。

我低下头，看着她微微张开的嘴唇，鬼使神差地吻了下去。

那是一个极其笨拙的吻，带着馄吞的葱花味和雨水的湿气。她的嘴唇很软，微微颤抖着。她没有推开我，而是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生涩地回应着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二十岁的青年时代，心里那些枯萎多年的藤蔓，似乎在一瞬间重新抽枝发芽，开出了花。

从那天起，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情侣。我们手牵着手在公园散步，不再避讳旁人羡慕的目光。我会去她家，她住在一个老式的小区，房子不大，但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她会给我做拿手的红烧肉，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得一脸满足。

她也会来我家。第一次来的时候，她看着我那乱糟糟得像狗窝一样的房子，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便卷起袖子，默默地帮我收拾起来。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忙碌的身影上，我恍惚间仿佛看到了秀琴还在世时的样子。

我们的情爱，也像我们的相处模式一样，温存而充满了生活气息。没有年轻人那样的干柴烈火，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的慰藉和取暖。有时候在她家，吃完晚饭，她会靠在我怀里看电视。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手掌能感受到她身体的柔软和温度。我们会接吻，是那种细水长流般的亲吻，不带任何侵略性，只是唇与唇的轻轻摩挲，传递着彼此的依恋。

记得我们一次，我留宿在她家。她有些紧张，我也一样。我们像初婚的夫妻，各自洗漱完毕，躺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能睡下一个人的距离。黑暗中，我能听到她略显急促的呼吸。

我翻了个身，轻轻地从背后抱住她。她的身体瞬间绷紧，但随即又慢慢放松下来。

“老王，”她在我怀里轻声说，“我……我老了，身材也走样了……”

我把她摟得更紧了些，在她耳边说：“我才不管那些，我就觉得你好，哪儿都好。”

我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感受着她睡衣下皮肤的质感。那不是年轻女孩光滑紧致的肌肤，而是带着岁月痕迹的松弛和柔软，却让我感到无比的真实和心安。

我以为这就是我寻觅已久的黄昏恋了，平淡、安稳，直到终老。

可渐渐地，我感到了压力。张姐开始不自觉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她会在聊天时说起她女儿快要结婚了，问我到时候要不要以“家里人”的身份一起出席。她会拉着我逛家具城，指着一张双人床说：“老王，你看这张床怎么样？比你那个硬板床舒服多了。”她甚至开始不止一次地暗示，我们这个年纪，找个伴儿不容易，是不是该把关系定下来，去民政局领个证，光明正大地搭伙过日子。

“领证”这两个字，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给炸蒙了。

我怕了。我好不容易从单位的束缚、家庭的责任里解脱出来，我只是想找个人驱散孤单，说说话，跳跳舞，没想过再把自己套进另一个婚姻的笼子里。再婚，意味着两个家庭的融合，财产的纠葛，以及无休止的柴米油盐和人情世故。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张网！

我的犹豫和闪躲，心思细腻的张姐都看在眼里。我们去舞厅的次数少了，散步时也常常相对无言。我能感觉到她眼中的期盼正在一点点熄灭，变成失望。我心里愧疚，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们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终于还是被捅破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在她家，她又一次提起了领证的事。我沉默了半晌，终于还是艰难地开口：“张姐，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何必非要那张纸呢？”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神从受伤变成了然。

“老王，”她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凉意，“我明白了。我想要的，是一个家，一个丈夫。而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伴儿，一个不用负责任的情人。是我太天真了。”

我张了张嘴，想辩解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因为她说的，全都是事实。

那晚，我落荒而逃。第二天，我收到了她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老王，我想要的，你给不了。祝你找到你的快乐。”

我们分开了。在舞厅里再见到，她又变回了那个安静坐在角落的张姐，只是眼神里的那汪秋水，似乎结了冰。我走过去，她会礼貌地点点头，然后移开目光。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2、李姐

和张姐分开后的那段日子，我又回到了最初的死水状态，甚至更糟。心里像是被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天的孤寂被放大了一百倍。

我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去“金色年华”。直到李卫东又一个电话把我骂醒：“王建国你出息点！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了一个女人就要死要活的？赶紧给我滚出来！”

我被他硬拖回了舞厅。喧嚣的音乐和晃动的人影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我就像个游魂一样坐在吧台，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

就在这时，一团火红的身影旋风般地来到了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