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正月，新城太守孟达做了一个决定：他将再次反叛，从曹魏回归蜀汉。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改换门庭。但这次，他并非为追求荣华，而是为求一线生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这位三国顶级“骑墙者”发现，自己精心计算的生存之道已然失效，他正被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向悬崖边缘。

孟达降魏之初，确有过短暂风光。魏文帝曹丕对他青睐有加，委以西南边境重镇新城的太守之职，他甚至与夏侯尚、桓阶等重臣交好。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然而，这份风光的基石脆弱不堪——它完全依赖于曹丕个人的宠信。公元226年，曹丕驾崩，孟达的政治生命随之急转直下。

新帝曹叡对他并无感情，而真正的危机来自同僚。作为“空降”的降将，他身处曹魏官僚体系的信任边缘。

“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达与蜀潜通。”——《晋书·宣帝纪》

魏兴太守申仪，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实力派，他不断向洛阳密告孟达“有异心”。更致命的是，曹魏为制衡西南，将名将司马懿调任都督荆豫诸军事，驻军于宛城。宛城距孟达所在的新城，仅一千二百里。

司马懿的到来，对孟达而言如同一柄利剑悬于头顶。他不再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而是一个处于顶尖军事家严密监视下的 “潜在敌人” 。在曹魏的系统里，他触到了无法突破的玻璃天花板，脚下则是随时可能塌陷的冰面。

就在孟达日夜不安时，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信到了。

诸葛亮洞察人心，他并未空谈忠义，而是精准地戳中了孟达的恐惧，并给出了诱人的许诺：回归蜀汉，可得保全，更有未来。

但诸葛亮的策略远不止此。作为战略大师，他要的不是孟达的犹豫，而是他果断的反叛行动。为此，他使出了一招堪称教科书式的 “逼反”：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三国志·费诗传》注引《魏略》

他故意让孟达与自己联络的消息，泄露给了孟达的死敌申仪。这一招彻底斩断了孟达在曹魏的退路。秘密曝光，除了立即举事，他已无路可走。

孟达因此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误判。他写给诸葛亮的信中分析：“司马懿驻守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我一千二百里。他得知我反，必先奏报千里之外的洛阳，待诏令返回，再发兵前来，这一来一回，至少需一月时间。届时我城防已固，何惧之有？”

他坚信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孟达的算盘，建立在常规的官僚流程之上。但他严重低估了他的对手——司马懿。

司马懿在得知消息的瞬间，就展现了其超然的执行力和决断力。他做了两件事：

写信安抚：用温和言辞麻痹孟达，争取时间。

千里奔袭：亲率精锐，不待洛阳诏令，八日内强行军一千二百里，如雷霆般直抵新城城下。

“帝（司马懿）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晋书·宣帝纪》

当城头守军望见“司马”帅旗时，孟达的震惊与绝望可想而知。他寄望的“一月时间”，被压缩成了区区八天。

司马懿围城猛攻。孟达的部将、外甥邓贤与李辅，在绝望中开城投降。从司马懿兵临城下到城破，仅十六日。

孟达，这位一生都在精心算计、试图在乱世夹缝中寻得最优生存路径的“聪明人”，最终被送上刑场，身首异处。

孟达的悲剧，并非简单的“反复无常者遭天谴”的道德故事。

它深刻揭示了在高度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集团斗争中，一个核心规则：当最高决策者对你失去信任时，你的任何“聪明”举动，都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

在诸葛亮眼中，孟达是必须激活的棋子，用以牵制曹魏，为此不惜用计逼他上绝路。在司马懿眼中，孟达是必须清除的隐患，为此不惜违常规、行险招，以绝后患。

孟达至死都在计算个人得失的利害，而他的对手，计算的是天下大局的得失。他以为自己是在两个选项间做选择，殊不知，在两位大国棋手的局中，他早已被共同标注为 “需要被消耗掉的风险资产”。

他的反复，不是求生之路，而是取死之由。在绝对的实力与意志面前，所有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最终都只是镜花水月。他的首级被传示洛阳，而他的人生，则成为历史对“毫无原则的投机者”最冷峻的一次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