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6年1月4日，南阳的冬天本来就冷得刺骨，可冀廷梅涉黑案的庭审现场更像是拉满弓弦的辩论场。

辩护律师们刚结束一天高强度对抗，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酒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南召县公安局的两名警察找到：“胡长朋律师，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询问，制作笔录。”

这不是普通的“聊两句”。现场不止胡律师一人，还有其他辩护人，包括试图录像取证的郭丹丹律师，也被对方甩出一句“你也要接受问话”。

这一幕，迅速在法律圈和网络上炸开了锅。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也太离谱了吧？庭审期间，警察直接到酒店门口找辩护律师做笔录，这到底是正常取证，还是事出有因？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件事，顺便把冀廷梅这个系列案件的来龙去脉捋一捋。

因为这件事不只是个案，它反映了在刑事辩护最容易遇到情况——当侦查权遇上辩护权，谁说了算？

先说说这案子到底有多复杂，冀廷梅案从2022年就开始酝酿。河南南阳淅川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指控冀廷梅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30多人，罪名包括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典型的涉黑重案。

为了不影响当地玉器市场正常经营，警方没直接查封冀廷梅关联的“镇平玉之友商贸有限公司”，而是委托镇平县政府托管。这听起来挺人性化，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托管期间的公司营收去哪了？孳息怎么算？后来审计发现，钱没全进政府专项账户，这成了后续所有风波的导火索。

2025年3月，事情开始往更戏剧化的方向发展。冀廷梅的儿子毕祺祺，当时还是镇平县人民法院的员额法官，在网上发文《我能否为母辩护，请法院给个说法》。一个现任法官要给涉嫌黑社会的母亲当辩护人，这事本身就够炸裂的了。

虽然法院后来同意他阅卷，但到了6月，镇平县公安局发现托管期间资金有问题，先对“李某某等人职务侵占案”立案。7月10日，毕祺祺被南召县公安局以“洗钱罪”刑拘；8月8日逮捕时，罪名又改成“挪用资金罪”。为什么改？因为洗钱罪需要上游犯罪成立，而冀廷梅的主案还没判，证据链撑不住。挪用资金罪就成了“保底牌”，万一主案定黑社会性质，再升级罪名也不迟。

这里插一句：异地管辖的南召县公安局，从此成了整个故事的关键角色。

2025年12月，冀廷梅案终于开庭。庭审现场针锋相对，辩护律师们猛烈质疑侦查程序、资产审计、托管合法性。胡长朋律师作为第三被告人毕炜炜（冀廷梅丈夫）的辩护人，表现尤为突出。就在庭审最胶着的时候，1月4日晚，南召公安找上了门。时机选得太“精准”了：律师刚打完一场硬仗，身体和精神都处在最疲惫、最脆弱的状态。这时候突然来警察要做笔录，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他们的逻辑大概是：毕祺祺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给母亲和亲属请律师，那收到律师费的律师们，知不知道钱来路不正？有没有“协助”资金转移？于是，顺藤摸瓜，就摸到了辩护团队头上。

但问题来了：律师在执业中知悉的委托人信息，受法律严格保护。《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辩护律师有权保密。除非涉及正在准备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否则律师完全可以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胡长朋律师当场拒绝配合，非常硬气，也完全站得住脚。

可警方不仅找他，还对现场其他律师放话，这会不会间接性制造群体性恐慌：今天是你，明天可能就是我。这事为什么让人这么寒心？说白了，这体现了侦查权对辩护权的干预。

第一，破坏律师保密权，就等于掐断被告人和律师之间的信任。委托人还能放心把所有底牌交给律师吗？没有信任，哪来的有效辩护？

第二，时机选在庭审期间，会不会对律师造成心理压制？律师本来就要全力应对庭审，再被警察询问，谁还能专心？

第三，如果强行做了笔录，警方完全可以拿这个笔录去申请律师“证人化”，进而要求法庭取消其辩护资格。这相当于用程序规则，把被告人选的律师给“合法”踢出去。

更长远看，这种事如果成了常态，会让优秀律师对重大敏感案件望而却步。谁还敢接涉黑、涉资产的复杂案子？到最后，受损的是整个刑事辩护生态，是“控辩平等”这个宪法原则。

冀廷梅有没有罪，毕祺祺有没有挪用资金，最终都要靠法庭用证据和程序说话。但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辩护律师不该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南召公安的这次行动，程序上站不住，动机上也让人难以信服。它让我们看到，当行政权力过于强势时，辩护权是多么脆弱。

我一直相信，法治的成熟，不是看重案要案抓了多少人，而是看在最极端、最高压的案件里，程序正义能不能被坚守。律师不是敌人，他们是规则的一部分。把律师逼到墙角，实际上是在动摇整个司法大厦的根基。

希望南阳的司法机关能正视这件事，及时纠偏。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因为今天发生在胡长朋律师身上的事，明天完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敢于为当事人发声的律师身上。

我们不想看到“寒蝉效应”成真。我们想要的，是真正的阳光下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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